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即ISDS机制,是用以处理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间投资相关纠纷的特殊机制。在早期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并没有对外国投资者与国家的投资争端解决作出专门的规定,只能够依据习惯国际法,或者是采用外交途径进行处理,因此使得早期的投资争端解决具有很强的政治性。ISDS机制的出现实现了争端解决的去政治化,避免了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直接冲突,有助于减少国际紧张局势的发生以及武力的使用。ISDS机制经过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减少了东道国对外国投资的缺乏正当性的限制,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东道国完善其国内政策环境、吸收外来先进经验具有积极意义,促进了全球范围内国际投资的流动与发展。但ISDS机制过于侧重对投资者的保护,忽视了东道国的规制权,具体表现为外国投资者诉权的扩大化、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模糊导致的宽泛适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一裁终局制度、过度严格的仲裁保密机制等实体上和程序上的问题。东道国规制权,简言之是指国家对其自身的管制自由,为国家对本国规则制定的一种自主权。从国际法的视角来看,东道国规制权是保障东道国经济主权、保障一国得以不受限制地制定或者调整其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以确保国家能够实现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东道国规制权这一国家主权,来源于各国客观存在的国内法基础,因此也无需依赖国际贸易或投资协定的约定或授权。本文将从国际投资协定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两个主要方面来论述ISDS机制对东道国规制权的限制。随着国际上对ISDS机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也正处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以及其他国际投资协定的修改、完善的阶段,对于东道国规制权问题采取何种立场,不仅会影响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还关涉到我国作为资本流出大国对“走出去”中国企业的投资安全保障。但是,由于中国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上,无论是作为东道国还是投资者母国,都还缺乏应有的经验。中国作为兼具资本流出和资本流入的双重大国,在不远的未来会迎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面临严峻的考验。所以,在国际投资新形势下对传统的协定条文进行修订或者更新,改革ISDS机制具有极强的现实价值和重要意义。总而言之,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投资新规则的制定,这不仅合乎保护本国公共利益的发展趋势,而且是中国提升国际投资治理的话语权的重要机遇。中国应当探索为ISDS机制的改革、为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权利平衡提供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方案意见,参考和学习印度和欧盟的改革模式,并在国际投资协定的谈判中重新梳理并树立权利平衡的规则和立场,使得我国能够在未来的国际投资博弈中处于主动地位,营造良好可持续的国际投资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