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防风险”成为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排在首位,其中关键之一,就是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直接显性债务总体规模保持在正常范围,风险得到有效控制,而隐性债务规模不断膨胀,风险十分突出,已严重影响到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在此背景下,以更宏观的体制性视角来探寻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形成根源,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治理对策十分必要。本文认为,造成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的根源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财政制度激励,即央地政府间的公共权责配置不科学、不合理,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与其掌握的财权财力不对称;二是金融制度激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存在财政兜底幻觉,更倾向政府信用合作项目;三是政治制度激励,即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和预算软约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主要表现在短期财政流动性风险、长期财政可持续性风险和由此诱发的金融风险与市场风险等方面。根据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形成机理,其风险治理须远近兼顾、标本兼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具体对策应重点着力于建立健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信息披露机制,保证有关部门和全社会提高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有效监督监管;稳妥推进融资平台转型和专项债融资,同时满足投资增长与化解风险的双重需求;严格审查机制,矫正和防范PPP项目异化;通过政府间事权配置和政府政绩考核体系改革,弱化和优化地方政府举债的压力与动力机制;完善政府间税收划分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壮大地方税体系和地方财力基础;改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强化对地方债务及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相互传递并发的金融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