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旬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承载着宣传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的作用。本文以前171期的《文学旬刊》为研究对象，试图理清在“为人生”的大旗之下，有哪些具体的思考和尝试;在文学研究会刚刚成立的四年内，它是怎样由破到立，建立自己开放宽容的文学姿态的。本文从《文学旬刊》包含的三个主要部分——文论、创作、译丛入手进行原生态研究。　　在文论研究部分，本文从两方面梳理它的内容。首先是看《文学旬刊》到底反对什么样的文学，从反面来透视它的文学见解。这一部分分析了《文学旬刊》与“鸳鸯蝴蝶派”、东南大学南高师的“诗学研究号”、“学衡派”的争论，认为“鸳鸯蝴蝶派”的游戏的态度与“为人生”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而且“鸳鸯蝴蝶派”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也阻碍了“新文学”的推广;“诗学研究号”在白话文已经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跳出来反对白话文，正好为《文学旬刊》发表自己的白话诗歌理论提供了批判的依据;而“学衡派”作为文化保守势力，它和《文学旬刊》的争论不仅有观念上的分歧，也受到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其次分析了《文学旬刊》提出的一系列文学主张，研究这些主张的内涵和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两大问题，第一是“诉诸情绪的文学”和“血与泪的文学”两个口号之间的矛盾和调和;前者是作为纯粹的文学工作者必须秉承的原则，也是“人的文学”的具体体现;后者是强大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作家捉笔为刀，试图用文学激发民众反抗的热情。两个口号的调和说明文学研究会在文学的审美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摇摆、困惑，并因此丰富了“为人生”的内涵，为创作提供广阔的空间。第二是“民众文学”大讨论的实质和引发的思考。“民众文学”作为启蒙民众的必要手段，首次在《文学旬刊》中引发大讨论，主要涉及到“民众文学”的写作方式、“民众文学”和文学的关系等问题，虽然讨论者都认识到“民众文学”的重要性，但更可贵的是，他们还意识到“民众文学”可能会剥夺作家自由创作的个性特点，也有可能会使作家丧失启蒙姿态而流于世俗。虽然这次讨论没有结论性的成果，但是留下的问题值得深思。　　在创作研究部分，本文根据作品的内容分类来研究。首先是分析《文学旬刊》中大量出现的表现人生苦闷的作品，分析其时代原因和创作特色，认为这类作品是1920到1921年五四大潮退却后青年的心灵写照,在写法上,既汲取了西方心理描写的方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抒情写意的手法，虽然具有浓烈的主观抒情性，但依然坚持“为人生”的原则，是主观情绪和客观现实的结合。其次研究了关注人生问题，特别是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的作品，研究结果认为,《文学旬刊》在作品的选择上，不仅重视题材是否严肃，更重视角度是否多变、手法是否有新意，所以，这些作品，无论是反映婚恋题材的，还是写“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悲惨生活，都呈现千姿百态的风貌，说明《文学旬刊》从破到立的速度非常快。同时《文学旬刊》甚至考虑到受众的接受意愿，一些作品以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吸引受众的眼球，但是，《文学旬刊》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报纸副刊，其启蒙民众的初衷和严肃文学的路线一直没有改变。　　在译丛研究部分，本文从“民族性”和“世界性”两方面入手介绍了《文学旬刊》的翻译宗旨。认为《文学旬刊》翻译与中国有相似遭遇的民族的文学作品，其目的是以“民族性”为标尺，树立中国新文学的信心，并摸索建立文学的民族特性的方法。本文从《文学旬刊》中大量刊载的俄国现代文学和东欧、北欧等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译介中，得出上述结论。另一方面，《文学旬刊》也时刻关注各国近现代的文学动态，包括流行于西方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各种流派的作家作品、各国最新的文坛消息，试图以“世界性”为标尺，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努力。　　通过对三个部分的分析研究，本文认为《文学旬刊》真实再现了文学研究会在创建初期的文学取向，也透露了文研会在追求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困惑，因此对它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