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工成为了我国最具特色的经济现象之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这个世界瞩目的劳动力转移浪潮中，我国种种劳动力政策未能与之适应，产生了各种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个特别引人瞩目的问题是，由于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以及城市政府和企业的认识差距等因素，绝大多数农民工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不仅造成了社会不公平，而且还严重影响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因此，研究该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利用理论分析和模拟计算方法分析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问题，论文分为8章进行了相关讨论。　　在第一章界定研究问题的基础上，第二章概括当前国内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状况。目前，我国学者对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账户设计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很多。不过，这些研究或者局或者限于定性的讨论，或者将农民工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孤立地讨论问题，而不是将他们作为流动的群体，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框架下进行研究，从而使结论过于理想化，难以操作。本文则致力于将农民工放在劳动力转移的背景下，通过对其特点的研究和分析，定性和定量研究其养老保险对其流动的影响。　　论文第三章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数据概括了我国农民工的具体特点。以此为基础，第四章通过对全国及上海、重庆、宁波和湖南永州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的梳理，分析了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流动性较大的特点决定了大多数农民工很难满足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设计要求的连续、且长期的缴费时间规定。而缴费时间过短一方面直接导致参保农民工享受不到应有的保障待遇;一方面使得个人账户的积累额，由于频繁流动而过少，不能实质性的满足未来养老的需要。此外，目前各地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实施办法中，存在着缴费基数与缴费比率地区之间差异较大的现实。缴费的标准和依据不同，不仅造成农民工养老保险费用及待遇标准地区性差异较大，更是直接增加了农民工流动时保险关系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转移与对接的困难。因此，研究养老保险接续政策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刻不容缓。　　为此，论文第五章构建了一个嵌套模型来分析和计算不同养老保险接续政策对于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分析农民工流动最常见的模型都是以Todaro模型为基础进行的扩展，但这些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没有分析农民工流动的动机。在这些模型中，农民工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为了追求高工资流向城市。不过，在我国，农民是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因此，农民可以在家庭中经营，然后在剩余时间或者通过家庭分工让一部分人务农、一部分人进城务工。所以，为了分析我国农民工流动问题，需要将农民的农业生产与进城务工联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养老保险对于农民工流动的影响。这种分析方法为Todaro模型类似的分析建立了微观基础，说明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来源。论文假定，农户会在农业和进城务工中进行家庭成员的分配，将总家庭工作时间分散在农业和进城务工中，以抵消农业面临的风险。对于这个时间分配问题，研究发现其具有递归形式，从而可以对进城务工单独分析，正好形成Todaro模型。模型中，影响进程务工最重要的因素是相对工资，而养老金正是通过这个途径影响了进城务工的人数。在此基础上，利用世代交叠模型，论文得到了最优的养老保险税率。不过，该模型是一个具有递归形式的嵌套模型，获得解析解是不现实的。为了进一步定量分析养老金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需要将这个模型变为可分析的一般均衡模型。　　对于这个问题，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论文第六章设定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除了生产、需求、价格、供需平衡方程等基本模块外，论文构建的CGE模型还通过资本积累方程、国外资产或债务的积累方程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动态调整方程使模型实现了模型动态化，并依据对“劳动力身份”和“劳动力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界定，重新划分了各种劳动力类型，通过劳动力需求的决定、不同身份劳动力向各种经济活动提供劳动的行为决定、工资决定、各种身份的劳动力对于从事经济活动的选择、劳动力身份的变化，实现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刻划。　　基于设定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第七章模拟了四种情景。情景1是农民工养老保险不能转移接续。情景2是假设农民工的养老保险不能退保，但可以转移接续，而且为了简化分析，假定无论是企业缴费部分还是农民工个人缴费部分都可完全转移。情景3是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也可以转移接续，同时由于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农民工还将享受到与城镇职工相同的各种社会保障待遇。情景4是农民工养老保险可以转移接续，同时充分考虑农民工收入普遍较低的特点，适当降低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并由国家财政给予适当补贴，以保证他们拥有与城镇职工的同等权益。通过对这四种情形的实证分析，论文获得了如下结论:　　(1)情景1和2的模拟结果表明，如果农民工养老保险不能转移接续，将使农民工收入减少，迫使其离开城市返乡;而如果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可以转移接续，将使农民工形成一定的预期收益，从而吸引在农村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农民工“直接征税”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从模拟结果也可以看到，虽然短期内加大了对农民工的吸引，但如果这一政策带给农民工的预期收益不够大，政策效果在长期将趋于中性，也就是说所设定的“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刚好弥补了对农民工“直接征税”的负效应。　　(2)情景2是描述的在当前环境下农民工养老保险可以转移接续的最好情景:企业的缴费比例较低，且可以全部转移接续;假定全国各地工资水平一样。然而，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中规定农民工的缴费比例和缴费基数与城镇企业职工一样，即使不考虑农民工的工资远低于城镇企业职工，企业的缴费比例也会达到20％，远高于设定的12％。而且，在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时，企业缴费部分实际能够转移的只有缴费的12％，并不是设定的全部被转走。再者，能在一个地方持续打工10年以上的农民工很少，然而由于打工所在地与户籍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工资收入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按照该办法执行的结果就是:农民工按照高标准缴纳了养老保险，却要回到户籍所在地按照低标准领取养老金，最终的结果可能是领到的还没有交上去的多，这也将大大降低农民工加入可以转移接续的养老保险的预期收益，可能也远低于我们设定的3％。如果是这样的情景，看到的可能就是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政策虽然在政策层面上保护了农民工的利益，但实际上却导致他们的利益受损，甚至对宏观经济也产生比情景2更大的负面影响。　　(3)基于以上分析，现行政策在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保障农民工权益方面只能起到比较局限的作用，还需要其他政策的辅助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　　论文第八章对于前面各章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指出，虽然论文获得了一些有益的结论.不过，还有一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首先，论文对于其他影响农民工流动的政策考虑还不够充分。当前我国农民工流动进入了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了主流。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与其父辈有很大差别，他们更为关心其在城市中是否能长期生活下去，如何扎根，因此，为了更好地留住新生代农民工，需要综合考虑其他的城市管理政策。其次，文章对于农民工年龄结构的设定可以进一步考虑。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持续增加，农民工的年龄结构有了一些变化，为了能够更好地分析未来的结果，需要进一步考虑我国现行人口政策如何影响未来的农民工年龄结构变化。最后，目前我国的农民工外出劳动问题还是以家庭决策为主，例如，近些年，为了照顾老人和留守儿童，很多人选择了回乡务工。本文的模拟对于家庭决策分析还不够充分，未来需要进一步考虑农村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