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尽管农民工月工资收入有所提高,但仍与城镇职工存在着明显差距。那么促进农民工工资提高,已成为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同时,农民工是我国抑郁症的高发人群之一,其抑郁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本文将着重分析农民工抑郁症状对其工资收入影响的程度及其作用机制。文章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意义与研究综述,对应于本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文章第一章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图、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介绍了农民工、非认知技能、抑郁、人力资本、抑郁量表等概念,并分别从认知技能与非认知技能两方面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进行综述,并作出简短评论。文章的第二部分介绍了研究的数据来源和基本描述性分析,对应于本文的第三章。本部分首先介绍了研究所用数据来源,其次介绍了农民工抑郁度的测度和分布情况,再次介绍了农民工个体特征的分布情况,最后介绍了农民工抑郁度和个体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文章的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对应于本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文章第四章运用CFPS2012数据中的农民工样本,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分析抑郁度对农民工收入是否存在影响,然后运用郝克曼两阶段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抑郁度对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第五章主要介绍了抑郁度影响农民工收入的作用机制,首先分析抑郁度与农民工生产效率的关系,然后分析抑郁度与农民工身体健康水平的关系,最后分析抑郁度与农民工人力资本再投资的关系,证实抑郁度影响农民工收入的作用机制。文章的第四部分为结论与对策建议部分,对应于本文的第六章。本部分通过对文章整体进行梳理,根据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首先,农民工的抑郁情况值得大家给予关注,并需要对其进行有效开导,增强农民工的积极情绪,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农民工收入的增加。其次,积极引导农民工进行心理健康咨询,缓解农民工可能积郁成疾的状况,有利于促进农民工身体健康水平的改善,进一步提高农民工收入。最后,尽可能多地关注农民工群体,给其更多的就业保障,降低农民工因负面情绪而频繁更换工作的频率,保证农民工收入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