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负面导向的新闻报道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包括受众的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降低容忍度,同情疲劳,最直观的莫过于新闻业公信力的弱化以及受众疏远新闻,这些均可视为现代性的“病理”在新闻业的表征。“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作为西方一种新兴的新闻范式,在坚持新闻报道核心功能（比如报道新闻、引导舆论）的同时,将积极心理学策略运用到新闻生产中,致力于提高新闻报道的正面效应,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作为对传统报道形式的规范性回应,建设性新闻的实践目前已经在包括《纽约时报》、BBC等主流媒体在内的传统媒体及新媒体中广泛开展。西方新闻业建设性思想的直接表述最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纪初的《报人守则》,但在西方新闻业中从未占据主导地位。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西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形态确立之后,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职能一直为西方新闻界所重视。即便是“扒粪运动”以及以“水门事件”报道为代表的调查性报道,虽然产生了大量负面新闻,但其出发点与最终目的同样是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从中也可以发现建设性的元素,只不过殊途同归采取了另外一条路径。“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作为我国新闻宣传工作长期以来坚持的指导方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部分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正面报道在我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的建设性作用,目前在中国新闻场域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报道理念,长期以来为西方社会污名化,如今不仅缺乏理论上的创新,在实践中也存在报道方式模式化、正面人物完美化、宣传效果有限等问题,与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之间也存有一定张力。在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时期,正面报道急需变革,以适应不同受众的需求。随着“后真相”兴起,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主流新闻媒体的社会舆论影响力受到极大削弱,建设性新闻可以成为其重塑权威的选择。另外,建设性新闻与我国“正面报道为主”的新闻理念存在诸多共同点,如都致力于通过新闻报道达到凝心聚力、鼓舞士气乃至促进行动的目的。“建设性”（constructiveness）作为两者的共通性,可以成为中西新闻理念交融的“感知比率”,架构起中西新闻业沟通交流的桥梁。一方面,西方建设性新闻可以为我国正面报道的创新提供方法论上的支持;另一方面,西方建设性新闻在理论支撑方面较为薄弱,我国“正面报道为主”的新闻理念也可为其提供相关观照和借鉴。在“新全球化”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愿景下,建设性新闻和正面报道都可以而且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这种交融要克服过往跨文化传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在保持我国新闻事业自身历史和实践特色的基础上辩证吸收建设性新闻的理论思想,最后交融出既有本土特色又能与世界公平和公正对话的新理论和新实践——“中式建设性新闻”,也就是正面报道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