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碰撞、古今更替的历史背景下,在国家和民族面临救亡图存之时,“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德”“赛”两面旗帜,发挥了重大的文化启蒙作用。它一直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隐含着一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断解读的反思之路。“引论”部分首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加以厘定,对其起讫时限予以界定,梳理了过去的研究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多重面相、多种意义在过去的文化反思中不断被揭示出来,不论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学生爱国主义运动概念的辨析,对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内涵的诠释,还是对新文化运动思想流派的梳理、传统在后现代中的意义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近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出现一个趋于平和、寻求融合的时期,人们不再拘泥于启蒙与反启蒙的论争,而是以开放的文化心态,突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术范式,在回应时代课题的基础上综合创新。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文化启蒙并没有如人们所愿,真正实现科学与民主。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遇到了哪些特殊的困境?依然是需要深化的课题。从文化比较的视域出发,彰显启蒙的坐标意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特征与特殊困境有更明晰的呈现,为反思与超越“五四”寻找到突破口,即是本论文要努力做的工作。第一章追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文化比较思想及面临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相似,是促成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的文化启蒙运动,但不同的是,作为一种外源性启蒙,它是在中西文化碰撞、冲突中发生的,表现为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化启蒙。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是在中西学割裂基础之上的文化比较框架,在意识到船坚炮利只是西学之末以后,时人对西学之体的理解开始上升到政治制度层面,如何在中学之中安置西体的问题成为国人亟待解决的难题,中学之体正统的至上地位开始受到质疑与威胁。维新派虽然也坚持“中体西用”,但内涵已有所变化,倾向于“新旧之争”基础上的中西会通,在一定意义上消除了体用框架中文化价值判断的偏见。严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现”范式奠基人,他所指出的“黜伪而崇真”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屈私以为公”的民主政治制度即是科学与民主的先声,他对进化论的信奉和对实证经验的推崇也确立了“五四”新文化派与“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的基本前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夜,东西方文化无处不在昭示着文化时代性的巨大落差,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文化时代性凸显表现为“世界主义”倾向的形成和“变”的思想的激进化。第二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两次文化论战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作了概述和简要的比较分析。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由器物层面的图强到政治制度的变革,再到思想文化领域的觉悟,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论战在历史与逻辑的双重意义上提供了前提。从东西文化论战中可以看出,对科学与民主的肯认、对东西文化之间根本性差异的认识,新文化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是一致的,但两者在东西文化的差异性质的判断、新旧文化的理解、世界文化未来走向等方面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理解。科学与民主是西方启蒙运动孕育出的两大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则试图在缺乏两者的社会基础上,通过对两者的提倡来回应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表现出科学与民主的泛化趋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化了对民主的认识,强调了人的解放,肯定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但表现出批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侧重民主的文化启蒙意义,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等特点,把民主视作一种价值概念,启迪民智的一种工具。在缺少近代科学的现实条件下,科学更多的是在哲学、文化的语境中被认识的,科学不仅是求真的智识,还成为一种自明的信仰。科学超越了知识领域,扩及社会科学,甚至是宇宙人生各个领域,摇身变为无所不能的新偶像。科学泛化表现为“求善”到“求真”文化价值取向的转变,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化的浓厚色彩和科学的信仰化取向。“科玄论战”是东西文化论战的延续与深入,既有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又有中国文化、哲学现代性问题；既反映了西方文化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关系问题,也折射了形而上学与现代性的纠结。“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从科学与哲学的联系入手,试图实现哲学的科学化,以科学统一宇宙人生,具体表现为：第一,科学代替经学,试图重新建立一种形而上的世界图景；第二,科学主义视域中人与人生的机械化；第三,真对善的遮蔽；第四,通过科学方法的万能,实现价值领域的僭越。当科学派将科学作为一种全息的视野审视宇宙人生时,科学视野的独断化就导致了科学主义的产生。玄学派对形而上学与科学视野的不同有着强烈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来源于对人的存在的二重性的深刻认识,虽然在论战中黯然谢幕,但其提出的人生观及自由意志问题关涉着人的终极关怀,是“安心立命”之所在,更有其深刻的历史意蕴,有力地揭示了任何一种外源性启蒙必须坚持自身文化民族性维度的必要性。“科玄论战”还标志着早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道扬镳。文中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科玄论战”的分歧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两者表现为主义的历史与当下作用、再造文明与社会革命、点滴改良与根本改造、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竞争说的不同认识。胡适奉行的实验主义也显示出了自身的两大缺陷：实验主义通过方法论的化约成为了一种“真理”；实验主义长于批判,短于建设。“科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更突出学理预设上的不同：基础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分野；物质本体论与存疑的唯心论之区别。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的异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文化迅速转入现代文化的轨道,但科学与民主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未竟的事业,与西方启蒙运动塑造的现代性历史潮流形成鲜明对比。首先,通过西方启蒙运动中人权代替君权、人本代替神本、科学代替信仰特征的分析,揭示启蒙的实质即通过理性发现人的自我。“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表现形式,是通过对科学与民主的高扬和对封建的纲常名教的批判挺立起人的主体性,从而凸显人的理性精神。与西方启蒙运动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的实质都是通过理性发现人的自我,人的发现是中西启蒙运动的共同目标。其次,揭示中西启蒙运动的不同之处。一是文化传统的不同。西方是理性与神性相结合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主流、儒释道互补,“道统”一脉相承,关注的领域是社会人生,宗教意识淡薄。两种文化传统的不同根本在于理性与德性的不同人性预设。一是启蒙与传统关系的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把西方文明的优势泛衍到文化比较的领域,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遮掩的价值判断,表现出对传统的全面否定。在西方的启蒙进程中,启蒙与传统却表现为一种回归关系,它是在西方文化自身体系内做出的自我调整。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启蒙运动是对传统中的希腊路向的复归,它所反对的是神性的宰制性垄断,而不是对传统进行全面的否定。它的反传统并没有打破整个西方文化体系的构架。再次,分析中国启蒙的特殊性。一是启蒙的外源性与文化民族性维度的凸显。“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受到西方启蒙精神影响的文化启蒙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由近代到现代的时代转化。同时,启蒙的外源性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面临文化民族性的纠结。启蒙的外源性决定了任何一种非西方文化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都要面临文化民族性的维度,这是文化保守主义虽然显得不太合时宜却又具有深刻思想价值的原因,也是“五四”留给我们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二是救亡压倒启蒙：国家民族本位取代个体意识。西方启蒙运动的中心是对人的研究,把启蒙推进到人的主体性层面。与此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也注意到启蒙张扬个性一面,但由于国家与民族的存亡危机,并未向西方启蒙运动一样进入到深层的理性与自由去揭示启蒙意义,而是把启蒙定位于科学与民主这样一种外显的范畴。三是启蒙塑造的理性精神在西方社会结构层面上具有坚实的市民社会基础。与此相比,中国启蒙显然缺少市民社会成熟的现实土壤。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不利于市民社会的形成。中国市民社会的建立,其特点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觉醒,国家在社会的变革中扮演主导的角色,市场经济发展的贫弱状况尚无法提供有力的世俗基础的支持。第四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反思：理性的独断化必然导致启蒙精神走向自身的反面,这是启蒙的悖论所在。对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是对待“启蒙”应有的态度；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启蒙的双重性,把新文化看作对传统文化和近代文化的双重超越,寻求回归传统与全盘西化之外超阶段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反传统并不是启蒙的应有之义,“五四”新文化运动非主流思潮凸显的是对传统维度的维护,作为外源性启蒙,我们应从中汲取更多的思想养分；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是文化自我反省透显出的理性与价值的整合取向,这是超越“五四”启蒙心态、进行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