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抽逃出资法律问题是公司法中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在2013年公司法修改与注册资本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公司法治理与监管呈现出放宽设立门槛限制,强化设立后运营控制的新思路。因而,作为公司设立后监管重心的股东抽逃出资,较之改革前理应有所转变。有必要重新界定抽逃出资的内涵、讨论其规则的具体适用。文章第一部分关注抽逃出资的内涵界定问题。本文认为,在抽逃出资的内涵界定问题上,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司法实践认识不一,学界的研究成果多有缺陷,笔者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亦无法取得正解。本文最终选择从资本维持原则的角度对抽逃出资的内涵进行解读,通过对学界在资本维持原则上的新一轮研究成果的探讨,得出结论——抽逃出资是指股东(一般为公司的控制权人)在实际出资后,又以违反法定或章定之方式从公司取得财产,使公司遭受非正常商业风险以外的损失,抽逃出资的范围不限于股东的注册资本,而应为公司的全部资产。同时,讨论了再论抽逃出资法律问题的必要性。2013年公司法修改,大刀阔斧的进行注册资本制度改革,给股东抽逃出资的界定和适用带来了挑战。同时,抽逃出资在多部门法中的广泛涉及,也深化了对公司法这一上游法中基础法律问题解读与明确之必要性。文章第二部分讨论了抽逃出资的适用范围和具体表现形式认定。在抽逃出资的适用范围问题上,本文认为在新公司法完全认缴制的总体背景下,股东抽逃出资的适用范围并未缩小,仍然适用于全部公司类型。在此问题上,《刑法》第159条抽逃出资罪适用的立法解释不值得推崇,学者关于抽逃出资不再适用于认缴制公司的论述理由同样不成立。在抽逃出资的具体表现形式认定问题上,本文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2条中的表现形式逐一进行分析。其中,以虚假财务报表虚增利润分配和以虚构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出出资两项容易认定,认定难点在于关联交易抽逃出资的形式。基于我国关联交易抽逃出资的现实情况及其自身性质之复杂性,本文研究了关联交易抽逃出资的境外认定规则,提出认定关联交易抽逃出资时应从禁止股东权利滥用原则引申至股东授信义务或忠实义务,以此为法理基础,并借鉴英美之避风港规则作为司法处理的方法。文章的第三部分,笔者注意到抽逃出资行为在实践中也是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重要原因,股东的抽逃出资行为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责任形态。基于公司法第20条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4条适用效果的重大差异以及司法裁判在此问题上模糊不清的现状,本文认为有必要厘清两种不同责任形态的适用界限。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上,本文提出,区分适用两项责任应坚持利益平衡原则、公平原则与公共利益原则,结合债权人的类型、公司的长期债务清偿能力、交易发生时的具体情况综合作出判断;在微观层面上,本文对抽逃出资行为导致资本显著不足、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过度控制三种人格否认情况下认定作了具体分析,以求探明抽逃出资行为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下的无限连带责任的具体情况。本文写作总体论证遵循层层深入的思路。在各部分的论述中首先提出问题、进行必要性分析;其次厘清概念、阐明抽逃出资适用之法理;第三,探析抽逃出资的适用范围,研究细化抽逃出资表现形式的具体认定;最后,从相似易混淆的责任形态角度论述学界尚未涉足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下的股东无限责任,先提出区分抽逃出资行为适用单纯性抽逃出资责任与股东无限责任之原则与方法,再论述抽逃出资行为构成法人格否认制度下股东无限责任的认定。文章中大量结合对学者观点的思辨,并尝试对国外法制进行阐述,以求切合学界研究之动向,同时不脱离司法适用之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