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虐童行为引发了社会和法学理论界的强烈关注,社会各界一直在呼吁增设“虐童罪”来规制虐童行为。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虐待罪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将虐待罪的主体进行了扩大,不再只有家庭成员才能成为虐待罪的犯罪主体,同时也对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诉讼模式进行了 一定的修改,将“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情况排除在“告诉才处理”的范围之外。《刑法修正案》(九)对虐待罪的修改有利于进一步规制虐童行为,使家庭成员以外的主体如教师、保姆等虐待儿童时如果符合虐待罪的构成要件时可以用虐待罪来定罪量刑。虽然经过修改我国刑法在规制虐童行为上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其实《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在处理实践中出现在虐童问题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从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我国虐童行为在刑法上的规制力度还需要加大,因此必须对我国刑法关于规制虐童行为的相关规定进行完善。因此,本文以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为研究对象,结合《刑法修正案(九)》对虐童行为的修改,分析我国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建议。本文的第一部分为作为导论,论述了研究背景,并对国内外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概括了研究内容。第二部分结合典型案例对虐童行为进行界定并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的必要性。第三部分分析了虐童行为发生的原因以及我国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的现有规定和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介绍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对虐童行为规制情况,并分析国外立法规定给我国的启示。第五部分结合我国虐童行为的现状分析了增设“虐童罪”是否具有必要性,本文认为没有必要增设“虐童罪”,只需要在现有刑法规定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条款以及完善规制虐童行为的配套制度和防治虐童行为的社会救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