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在“中国的教育学”缺席的状态下，世界各国的教育学涌进中国，成就了一时的“繁荣”。“中国的教育学”虽然在同期孕育着自己的胚胎，不过，社会的动荡等各种外在因素没有给它提供适宜的破土的环境。直到新中国成立，在移植和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思想出场，但它自身的无法克服的“依附性”仍然使中国的教育学摆脱不了“藤本化”的发展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后，“原创教育学”代表了中国教育学转型性发展的需求，期望实现中国教育学研究从“藤本”到“木本”的全面转型。 “中外”关系问题是中国教育学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的问题。不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问题的表现形态有着时代性的差异，而且对这一问题的提问方式、解题思路也是不一样的。在当代多元文化发展背景下，中国教育学研究中的“中外”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本土化的教育学”和“本土性的教育学”的关系问题。 教育学本土化过程中，“西方中心”思想、线性发展观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仍然继续炮制简单“移植”外来教育学的现象；对教育学“本土化”的思想认识和方法论研究都有待矫治和推进。重建本土化研究的方法论，需要具体研究本土问题、本土性以及外来教育学和本土文化的结合点，实现教育学研究的问题、方法、教育学形态及教育学研究传统等的有机转化。 在反思“本土化的教育学”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的教育学”。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特色”都是有益的。“特色”追求中出现的诸如教条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体系情结的问题、对相关学科的依附性问题等，制造了中国教育学研究表面“繁荣”背后的“贫困”。 本土化的教育学和中国特色教育学，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教育学。20多年来，对外来教育学、对意识形态、学科“体系”以及相关学科的“多重依附性”是中国教育学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中国教育学研究面临一次由“藤本”依附向“本土”独立的转型性发展。中国教育学研究转型的四个重要标志和保障是确立“本土的立场”、“实践的立场”、“教育学的立场”和研究者“个人的立场”。 中国教育学的学科转型是中国教育学研究转型的一个基本表现。目前中国教育学的学科转型性发展露出种种迹象，但“新型”还不清晰，因此，本文以一个开放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的学科转型问题，作为“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