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详细分析了中国对安哥拉石油资源领域投资的发展成果。文章采用冈萨雷斯-韦森特(2011)针对资源诅咒理论和依赖关系的分析框架，探索安哥拉（基于其社会经济和政治遗产的）内在发展动力，并评估中国对安日益增加的投资是如何影响这些内在动力的，其中通过中国国家石油公司NOCs投资的部分尤为值得注意。这个课题涵盖了以下要点:中国的能源政策及海外资源开采手段，与过去公认的资源诅咒现象的诱因有何不同？在何种情况下能确定安哥拉将会受益于其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向资源密集型的转变，对发展成功的意义究竟有多么重要？　　 近几十年来，中国对非洲采掘业的参与大幅增加。其独特的海外自然资源获取途径也是其多元化外交手段的体现。其中最有争议的是不干预方针，在该方针指导下，中国的商业利益不与东道国的任何运营标准挂钩。这一立场意味着各东道国内部趋势和结构的不同，将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然而，中国在非的“资源攫取”仍受到强烈谴责，美英媒体已将“中国公司”塑造为对非洲资源欲壑难填的野兽。更有学术评论员将中国这一“野兽”视为在国际援助体系内建立共识的一大威胁，这一观点暗示着中非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帝国主义的关系，或将导致腐败甚至独裁主义等更加混乱的局面。然而，这些信息的误读和草率的结论昭示了许多人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并没能解决其核心问题，比如中国人在对非援助的新浪潮和经济合作中是怎么做的？这对非洲发展又有何意义？　　 安哥拉在中国的经济外交战略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06和2010年两次超过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仅在2006年，安哥拉就向中国出口了价值近90亿美元的原油;2010年，中安双边贸易额达248亿美元。安哥拉已经成为中国在非洲最重要的战略贸易合作伙伴。为回报安哥拉对中国原油供应的保障，自2002年安哥拉内战结束起，中国已经对安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用以帮助其战后基础设施重建。中国对于海外资源、尤其是对原油供应的探求中这种概念模糊的援助，以及投资与发展打包的模式招致了许多西方原油公司对中国的不满，他们认为中国这种将原油投资和政府间参政援助挂钩的行为，使中国公司在竞争中有了不公平的有利因素(李和沙尔曼，2008)。中国已经意识到，如果提供原油之外的福利套餐，将有机会发展与基于单一商品的商贸合作关系截然相反的伙伴关系，这将使中国公司与大多数采取纯商业手段的西方原油公司区分开来。有观点认为，中国国家石油公司是按照政府指令、在其密切协调下运作的，这一观点激化了西方对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在竞争中享有不公平优势的看法，加剧了其他原油进口国对原油供给不足和价格上涨的担忧。　　 中国参与石油富裕国的发展有何意义？探索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石油财富往往会严重破坏一国的经济和政治，助长暴乱，加深种族间的怨恨。随着原油需求的日益增长，这一课题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问题。认识并理清这些领域复杂的内在动力，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能源政策及其对安哥拉——这样一个长久以来被普遍视作身陷资源诅咒理论挑战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立场。基本上，本文采用的框架将提供一种分析方法，用以探索中国对资源富裕国所采用的政策与西方的到底有多大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将如何影响在历史进程中产生、阻碍安哥拉发展、并就其依赖性将安哥拉定位为边缘国家的资源诅咒现象。因此，该研究将有助于对安哥拉资源诅咒现象进行即时性的情景化分析，这一过程中既考虑到历史因素，又涵盖了当今安哥拉面临的挑战，而这一挑战是由影响安哥拉未来发展进程的安中、安西贸易关系带来的。同样，这也将有助于确定中国在依赖关系上将会对其产生何种影响，以及资源丰富国家在全球国际体系中将获得怎样的定位，而毫无疑问的是，这一定位已随中国这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而改变。　　 本文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投资使资源富裕型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并使得资源产业得以复兴，商品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目前，采掘活动的扩张已经加剧了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也在东道国催生了新的政府管理障碍。由于中国没有经历国内危机或商业上的失败，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的海外扩张毫无疑问将会继续进行。试图阻止这种扩张是反生产力的。较之对抗，合作才将是更有建设性的做法。因此，中国和资源富裕国要想达成互利共生，就要制定全面而有活力的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