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从最早参加《大共和日报》开始,先后主持王郅隆《大公报》、《国闻周报》与国闻通讯社,之后与张季鸾、吴鼎昌共办新记《大公报》。而胡政之办报的目的为“文人论政”,即希望通过办报,引导国家走向。同时,他认为报刊应成为“社会之公器”,“竭其智力,为公共谋福利”。因此胡政之十分重视营业,以此来保证报刊的客观性与公共性。胡政之参与报刊活动之时,正值日本一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激烈之时。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胡政之就通过“郑家屯事件”、“济南惨案”等一系列事件看出日本的野心,以“警惕日本,维护主权”为其报刊主张。“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国进入局部抗战时期。胡政之以“忍辱负重,培养国力”为报刊主张,希望争取和平,培养国家实力。在报刊活动上,胡政之积极关注“九一八事变”及之后的东北局势、中日态势,并同张季鸾、吴鼎昌提出“明耻教战”的《大公报》编辑方针。同时,胡政之还密切关注工农红军,并游历南方、出国访问日本。“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随着事态的日益严重,胡政之转变为了“百折不挠的主战派”,主张“坚决抗战到底”。同时支持以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为“国家中心”,聚合全国力量抗击日寇。此时,胡政之领导《大公报》一方面以舆论作为武器,积极声援抗战；另一方面,多次揭露国民政府腐败。同时,胡政之还积极组织战时募捐,为全面抗战提供物质帮助。此外,他还带领《大公报》在战火之下多次寻找新址、迁移报馆、坚持出版,与日寇顽强斗争。抗战时期,无论是“培养国力”还是“坚决抗战到底”,胡政之的报刊主张与报刊活动的出发点始终是国家与民族利益。靠着强烈的爱国心与不懈的努力,胡政之带领《大公报》履行了自己的新闻使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