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国家政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财政关系则是这种关系的核心问题。如何构建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良好关系,对于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的大国至关重要。1994年之前,在“放权让利”为改革动力的背景下,“财政包干”制度使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财政自主权,与“放权让利”相伴随的是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预算收入占全部预算收入的比重的逐年下降,“两个比重”在1993年分别降到为11.2%和22%,逐步危及中央政府财政。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能力差距直接影响到政府间的协调关系,为了扭转这种财政局面,我国在1994年推行了旨在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分税制改革”,通过此次改革,随着“两个比重”的迅速上升,中央财政地位也迅速得到了提升,中央政府在政府间关系上重回主导地位。县级政府承担了我国绝大部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县级也是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最终落脚点。1994年以来,规模庞大的财政转移支付已成为县级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1995年至2008年,县级政府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总规模从2932.37亿元增长到21475.22亿元,年均增长率11.6%。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所产生的政策效应与政府间管理体制息息相关,近年来,我国各地先后推行了“省直管县”改革试点,这一体制变革必将对县级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本文实证考察了中央对县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影响因素；并以地处中国西部地区、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的四川省70个县(市)为分析样本,实证检验了财政转移支付和“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县域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央对县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影响因素,利用中国县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那些财政自给能力弱、财政努力程度低的县级地区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表明分税制改革以来,促进财政均等化是中央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目标；2002—2009年期间,那些教育供给水平低的县级地区获得了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表明相比于分税制初期,近年来中央政府开始关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素。研究还发现,县级经济发展水平、政府人员规模与财政转移支付正相关,表明“经济效率”和维持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也是中央政府在转移支付分配过程考虑的因素。其次,本文实证检验了财政转移支付和“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的四川省70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对比研究发现,财政转移支付和“省直管县”改革都显著促进了试点县(市)的经济增长。再次,本文实证检验了财政转移支付和“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本文区分了“经济性”和“非经济性”公共服务,基于四川省70个县(市)的面板数据的对比研究发现,财政转移支付和“省直管县”改革都显著促进了试点县(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但却显著降低了试点县(市)基础教育的供给水平。本文的研究不仅为考察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导向及其政策绩效提供了一个县级样本的证据,同时也为我国进一步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提供了实证支撑。基于全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未来改革还需从制度设计入手,具体政策建议有：(1)构建以“县”为承接基础、“中央—省—县(市)”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调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结构以强化其均等化效应；(3)改革政绩考核制度以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4)建立财政监管机制以强化地方财政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