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以下简称CAS）作为一个国际性体育仲裁机构,是为解决体育纠纷而专门设立的。如今其经过近40年的发展,在机构的设置以及体育仲裁规则的具体制定上都得到了相应的完善,在体育仲裁领域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威,被誉为“体育界的最高法院”。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体育交流日益频繁,全球范围内竞技性体育赛事数量和类型增多,出现了大量需国际体育仲裁院进行仲裁的案件,同时申请在各国承认与执行的CAS仲裁裁决也不断增加。尤其是在2022年第24届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及中国尚未建立起体育仲裁制度的背景下,使CAS仲裁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问题显得愈发突出。CAS仲裁裁决作为拥有瑞士国籍的仲裁裁决,国际上对其通用的审查的依据是《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中国亦是如此。但由于体育纠纷所具有的特殊性及中国独特的法律背景,CAS仲裁裁决依据《纽约公约》申请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问题。首先是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在中国的无效性将影响CAS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虽然通过签订强制性仲裁协议的方式将体育纠纷提交至CAS进行仲裁已得到了国际体育组织及运动员的普遍认可,但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违反了我国仲裁协议签订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若体育纠纷的双方当事人选择中国法作为判断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则该协议将依据中国法律规范被认定为无效,即CAS仲裁裁决会因强制性仲裁协议的无效而无法在中国得到承认与执行。面对这一问题,我国应当承认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或条款存在的合理性,明确体育领域的强制性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尤其是明确“将与体育活动有关的纠纷提交至CAS进行仲裁”这条强制性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其次是非商事性体育纠纷在中国的不可仲裁性影响CAS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体育纠纷分为商事性体育纠纷以及非商事性体育纠纷,目前国际上已经普遍承认了这两类体育纠纷的可仲裁性。但我国《仲裁法》对我国可仲裁事项作出了严格限定,明确了只有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因此非商事性体育纠纷因可能涉及运动员参赛资格等人身权利而在我国被认定为不具有可仲裁性,该CAS仲裁裁决则因非商事性体育纠纷的不可仲裁性而无法在中国得到承认与执行。面对这一问题,我国有必要明确非商事性体育纠纷的可仲裁性,使我国对体育纠纷性质的认定上与国际社会保持一致。同时我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作出的“商事保留”也会影响非商事性CAS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由于非商事性体育仲裁裁决所仲裁的体育纠纷不具有商事法律关系,我国则无法依据《纽约公约》对其进行审查。面对这一问题,有必要在体育领域有限度的放弃商事保留原则,进而完善CAS仲裁裁决在我国承认与执行的运转机制。第三是我国“公共政策”含义、适用范围及适用标准的界定问题。各个被请求国对CAS仲裁裁决能否在本国得到承认与执行问题进行审查时,最主要的一项是对“公共政策”的审查。目前,国际上对公共政策的定义、适用范围及适用标准尚未做统一界定,同时我国对“公共政策”的解读也较为笼统,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我国要对“公共政策”作出严格解释,明确“公共政策”的适用范围及标准,推动我国“公共政策”审查标准的统一,为CAS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提供规则依据与裁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