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对华政策开展一些列的调整,不同于美国往届政府传统对华政策调整惯性的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全方位与多层次的对中美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明确定义为“竞争对手”;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的原则,对华开展贸易战;在安全方面,特朗普政府坚信“以实力求和平”,对中国南海问题与台湾等主权问题加以干涉。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调整使得中美之间双边关系与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出现了更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对华政策调整是在多重背景下发生的。首先,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环境出现了深层的变化,具体表现在贫富差距矛盾的激化、中产阶级萎缩、政治极化、民粹主义冲击和政治生态变化的外溢等五个方面;其次,美国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霸权的衰退从而引发战略焦虑也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背景;最后,此次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与特朗普个人的“反建制”的执政风格与其对华战略的认知密不可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存在多层次的动因,特朗普政府落脚于当前中美关系中的新变量,调整对华政策的模式;并在其政府坚持“内向化”与单边主义的情况下,调整对华政策的方向;基于当前中国的实力崛起与美国的战略恐慌,调整对华政策的定位。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在中美结构性矛盾凸显与深化的深层考量下,结合当前中美关系矛盾中的结构性变量,开展对华政策重新定位。直观看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造成的影响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消极与对抗性的,对于当前“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路径是背道而驰的。其次,中美双边关系是当前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双边关系始终保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发展,但在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调整下,中美双边关系出现矛盾与分歧已经“外溢”到地区安全与世界经济发展等多个层面,这对于世界经济、安全合作体系的发展极为不利,如果中美对于双边关系的构建不加以战略理性与战略约束的管控,那么“环溢”反作用于中美两国之间则会造成一种恶性的循环。本文在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政策环境下,整理并探析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多方面因素,从而梳理在当前中国需要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中,认清美国对华的重新定位,把握好中美关系发展的“常识”与当前中美关系的“新常态”。长远看来不论2020年特朗普连任与否,美国对华的认知已经基本定型。中国需要在国际社会保守主义兴起态势下发挥大国的担当,在未来中美大国关系的构建之中坚持战略自信,在战略自信的前提下保障中美关系理性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