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特朗普冲击”、外部民粹主义兴起、中美贸易争端、实体经济金融化和新冠疫情大流行等国内外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交互影响下,我国内外不确定正不断加深。虽然学界对内部不确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关部门可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但关于外部不确定的定量分析仍不够充分,对冲负面效应的政策工具也显得捉襟见肘。特别是当前外国疫情防控不力和“美国科技制裁”引发的供应链不确定交互叠加,“卡脖”、“断供”风险并存,供应链安全和稳定问题极为突出。鉴于此,中央高度重视外部环境突变的潜在风险,多次强调“外部环境已发生明显变化”,“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在此背景下,外部环境不确定可能正在成为我国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诱因。一般而言,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发展和蔓延是建立在经济个体或部门之间的复杂关联之上。既往文献更多地聚焦金融、房地产等重要部门的内在联系,金融机构的复杂网络关联也被认为是个体风险发展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机制。然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演进,不同国家行业或企业在不同生产环节上的合作分工形成了狭长的投入-产出关联,这些链条相互交织、相互叠加又构成了更为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天然地成为风险跨国、跨地区蔓延的传染渠道。并且,在我国外部不确定加深的背景之下,全球价值链可能构成外部不确定向内部蔓延的传导渠道和聚集机制,其特有的网络结构将外部不确定的实物期权效应导入内部经济,引发“链式反应”,进一步引起国内多个行业或企业的产出和关联金融资产和机构的同步萎缩和协同共振,诱发系统性风险,对我国金融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但从既往文献来看,风险如何由外部传导至内部,大部分研究是从金融市场关联和资本流动角度出发,由全球价值链分析风险传递的文献极少。本文将理论分析与经验实证相结合,运用数值模拟、数理推导、复杂网络分析、TVP-SVAR、Threshold-SVAR、BGVAR和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研究外部不确定视角下全球价值链对我国金融稳定影响的宏观表征和微观机理,阐明从全球价值链角度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研究启示和政策逻辑。具体步骤和结论简述如下:第一,本文基于数理推演法对外部不确定下全球价值链对我国金融稳定影响的逻辑机理进行了分析和阐示,并提出了若干研究假说。具体而言,外部不确定冲击经由全球价值链传导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可分为三个环节:（I）外部不确定冲击可能通过实物期权机制导致外部行业的中间品产出萎缩;（II）外部行业的中间品产出萎缩可进一步通过全球价值链传导及其特有结构引发我国内部行业的风险聚集和协同共振;（III）内部行业的风险聚集和协同共振可能在内部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动态正反馈机制下转化为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由此,本文构造了两个数理模型和一个图模型分环节对此进行了推导和阐示。首先,为了证明环节I,本文借鉴Bloom（2007）构建理论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发现外部不确定冲击下,外部行业的中间品产出呈萎缩之势,且在6个月后才基本恢复;其次,为了说明环节II,本文借鉴Carvalho（2014）数理模型和图形模型进行了逻辑演绎,发现外部行业产出波动能够通过全球价值链网络传导并引发内部行业同步波动,且类星型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能够聚集、放大波动并导致行业的协同共振。在内外经济视角下,若“供给枢纽集中在外,需求枢纽集中在内”则更有利于供给侧（上游）外部不确定冲击引发内部行业的风险聚集和协同共振;反之,若“供给枢纽集中在内,需求枢纽集中在外”则更有利于需求侧（下游）外部不确定引发内部行业风险聚集和协同共振。最后,本文对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逻辑梳理,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往往表现为金融系统组成单元的高度同群性和关联性,复杂关联和风险传染引发的金融系统协同共振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体现,因此外部不确定经由全球价值链传导引发的内部行业风险聚集和协同共振可能通过顺周期机制转化为关联金融资产和机构的协同共振,进而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二,本文基于UNCTAD-Eora GVC和OECD Ti VA数据库,利用Koopman et al.（2014）贸易增加值核算法和Antrás et al.（2012）物理距离法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嵌入位置进行了度量和比较研究,并基于Gephi、Network X等软件包对全球价值链的结构特征进行了复杂网络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全球价值链总体参与度经历了稳步扩张、阶段回调和发展受阻三个阶段。比较研究显示,基于不同数据库和方法计算的我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嵌入位置的演进特征高度一致;（2）全球价值链呈典型的小世界（Small World）特征,各行业部门作为投入品供给者或需求者的角色地位呈现极度的不平等或不均衡,极少数行业同其他行业存在广泛的投入产出联系,大多数行业间的联系程度并不高,说明全球价值链呈类星型网络结构,易诱发行业间的风险聚集和协同共振;（3）从内外经济视角出发,全球行业的前十大供应枢纽几乎全部为外部行业,而前十大需求枢纽中接近一半为我国内部行业,其中计算机、电子和光化学产品制造业在全球所有行业中具有最大的需求枢纽性,说明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更有利于中间品供给侧（上游）外部不确定冲击诱发我国内部行业的风险聚集和协同共振。第三,本文对我国外部不确定和金融稳定进行了数量刻画,分析了后者对前者的时变脉冲响应,通过描述性判断揭示时变脉冲响应的潜在驱动因素。（1）本文利用世界不确定WUI国别指数,以贸易份额为权重,基于加权平均法计算我国外部环境的总体不确定,研究发现,分别利用中间品进口份额、出口份额和进出口总份额加权计算的外部不确定指标变化趋势基本重合,表明可能难以通过简单加权的方式从宏观层面区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外部不确定冲击;（2）参考Hollóet al.（2012）,为了反映系统性金融风险突出时期金融变量间的传染性、联动性和共振性,本文利用经验累积分布函数标准化金融市场有关指标的波动率,并以其时变相关为权重构造我国系统性金融压力指数（CISS）;（3）利用TVP-SVAR模型研究我国金融稳定对外部不确定冲击的时变脉冲响应,结果显示我国系统性金融压力对外部不确定冲击存在正向时变反馈,且时变反馈同我国全球价值链后向（下游）参与度的动态演进保持高度同步性,但与全球价值链前向（上游）参与度的同步性不高。该结论表明全球价值链后向（下游）参与度可能是时变脉冲响应的潜在驱动因素,中间品供给侧（上游）的外部不确定冲击可能更易诱发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第四,本文基于Threshold BVAR和BG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外部不确定下全球价值链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宏观表征,研究发现:（1）全球价值链后向（下游）参与度的提高增强了我国金融稳定对外部不确定的脉冲响应水平,但全球价值链前向（上游）参与度的提高未明显增强脉冲响应值,表明全球价值链构成了外部不确定影响我国金融稳定的传导渠道,且相对于下游（需求侧）,上游（供给侧）外部不确定冲击可能更容易诱发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2）外部行业相对出度（供给枢纽性）或内部行业相对入度（需求枢纽性）的提高显著增强了外部不确定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冲击效应,表明外部不确定由外向内传导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的类星型网络结构和“供给枢纽在外,需求枢纽在内”的行业分布更易触发内部行业的风险聚集和协同共振;（3）基于BGVAR模型计算了我国非金融部门对金融部门的时变风险溢出,发现当全球价值链朝着有利于上游外部不确定冲击引发内部系统性风险的结构特征演化时,非金融部门向金融部门溢出了更多风险,表明外部不确定冲击经由全球价值链传导引发的内部行业风险聚集和协同共振可通过部门间的风险传递转化为金融系统的整体性风险。第五,本文基于全球微观行业数据进一步检验外部不确定下全球价值链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微观证据。利用全球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不确定冲击可通过实物期权机制引发行业产出萎缩,且上游行业产出萎缩可通过全球价值链传导至下游行业。结合第二章全球价值链呈类星型网络的典型事实,这一实证结果预示着不确定冲击引发的产出萎缩效应经由全球价值链传导时,可引发行业的风险聚集和协同共振。在内外经济视角下,以我国内部行业为研究对象,将申万行业指数的历史年化波动率和行业对系统整体的风险溢出指数分别作为行业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贡献的代理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显示,上游外部不确定冲击可导致下游我国内部行业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上升,且这一效应在控制内外上下游行业产出不变时不再显著,表明其影响是通过产出萎缩的全球价值链传导引发;在排除外部枢纽行业遭遇的不确定冲击之后,外部加权不确定冲击对我国内部行业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不再显著,表明全球价值链的类星型结构及“供给枢纽在外,需求枢纽在内”的行业分布特征是引发内部行业风险聚集和协同共振的关键所在。然而,外部不确定产出效应由下游向上游传递并引发内部系统性风险的效果并不显著,一是因为上游行业在价值链协作体系中具有更强的定价权,二是因为全球价值链的现实结构特征更有利于上游外部不确定引发内部行业的协同共振和风险聚集。本文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加强国际、区域合作,拓展多边、双边关系来增强外部不确定的可控性。第二,将供应链、产业链安全问题摆在突出的位置,高度重视供应链中断、核心零部件短缺造成的继发风险,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提高工业自主化水平,降低内部产业链对外部枢纽行业的依赖程度。第三,练好内功,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依法监管体制机制,提高金融系统的风险自我防范和化解能力,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