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在统领全局的指导层面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其中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中国的发展要走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的道路,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资源约束、环境压力、社会管理的形势已更加严峻,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透支凸现在广大农村,而农村生活垃圾作为农村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整治不当将严重威胁农村生态环境,阻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伴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总量和结构上都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在逐年增加。与此同时,农民生活中使用的工业产品日益增多,生活垃圾成分和含量与城市的差异日渐减少。这一系列的问题不仅影响了农村的面貌,更重要的是对农民的生活环境和健康造成了直接威胁。本文主要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第一,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总量、结构及环境污染状况具体情况是怎样的?第二,导致我国农村生活垃圾不断增加的原因有哪些?第三,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财税政策的现状如何?第四,如何进一步加强设计农村垃圾处理财税政策的顶层设计,进而实现社会和生态的双重红利?本文研究结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构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财税政策理论体系。一是从外部性和区域外溢性两个视角论证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公共产品属性,并为政府利用财政收支手段支撑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提供了基本依据。二是通过对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的影响因素、管理模式以及处理农村生活垃圾的资金运作模式三方面的理论综述,提出农村生活垃圾的收集和处理的财税政策的理论支撑点。第二,关于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及其构成现状。本文以河北、山东、河南和内蒙古4个省区的调查情况作为分析基础,估算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状况。调查分析发现,我国农村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为每天每人约0.88kg,每年农村生活垃圾总量约为1.9亿吨①,其中,东部地区占比最大、约为西部地区的2倍。而从构成结构上看,城镇生活“下乡”垃圾在结构上与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有毒有害和不可回收垃圾的构成占比明显高于农村地区。第三,关于农村生活垃圾增长的主要原因分析。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快速增长、环境意识薄弱、相关管理法规缺位等问题的影响,农村生活垃圾问题日益突显,矛盾逐渐加大。具体原因包括：农村消费扩张、农村人口增长、缺乏固定资金来源、行政管理力度较轻以及农村私搭乱建现象较为严重等等。第四,关于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农村生活垃圾由于量大、面广、分散等原因,实施好垃圾源头分类是解决好农村生活垃圾后期处理工作的重要前提。本文通过调研比较三种主要的垃圾处理方法发现,虽然传统处理技术相对成熟,都存在着明显的使用局限性和造成二次污染的可能性,因此,我国应引入国际上现行的几种新兴处理技术以突破传统技术的局限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人口持续增长、农村居民分散居住、以及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等因素仍然是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难的主要成因。第五,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财税政策的现状。首先,本文梳理了中央财政层面设立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污水处理、垃圾处置、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等税收优惠,鼓励各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突出问题,推动农村生态示范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其次,以山东省、浙江省、辽宁省、湖北省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等省为例,阐释省级层面统筹调度、合理补贴的财政措施以及省以下投资、建设、管理的“三位一体”的财政政策现状。第六,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在财政资金投入方面,存在投入不足、投入地区差异明显、考核机制缺失等问题；在财政筹融资方面,渠道较为单一,筹融资机制尚未建立、并未充分发挥对金融机构以及对市场风险资金的引导作用；在农村垃圾分类和处理补偿机制问题上,尚未征收垃圾处理税费并建立补偿基金、尚未建立税费返还和垃圾回收处理补偿机制,以及税收激励政策涵盖范围小,力度不足,不能对农村垃圾处理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第七,分析借鉴美国、日本及印度三个典型国家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中的相关财税政策,从生活垃圾基本情况、行政管理模式、法律约束、垃圾分类方法及处理方式、财政扶持办法、公私合营方案等多个角度切入,梳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相关问题解决思路及财税政策。第八,从五个角度分别论述解决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现存问题的基本思路。一是因地制宜,找出适合当地的解决方案；二是通过积极利用环境自净能力以及农民的自利用能力,发展循环经济；三是统筹规划、准确定位个人、集体、政府以及社会机构的作用,分配各主体应承担责任；四是推进社会性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机制建设,即分类化、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四个机制；五是对基础设施、转运系统、垃圾分类及垃圾监管能力四方面提出量化考核指标,并辅以典型案例作为具体说明。第九,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农村的特殊情况,设计出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处理的财税政策。为了实现“社会红利”和“生态红利”,本文认为,第一,创新财政制度首先应着眼生态文明建设,探索开征环境税,为农村环境保护筹集专项财力；第二,应改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制度设计中强化环境因素的影响比重,并加大对农村地区环境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第三,继续完善财政资金管理办法,实施项目绩效评价制度,推广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县级财政报账制和村级政务公开制,加强资金监管。第四,整合分散在各个部门的财力资源,最终形成集中财力办大事格局,真正加强农村环保能力建设,加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实现城乡环境一体化。最后,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运用财政政策促进市场机制介入,支持实施市场化运作,采取扩大税收优惠、提供财政担保等支持政策鼓励各方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创新和不足：本文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两个创新点：一是在保证资金有效投入方面,明确指出有效发挥财税政策功能必须找准三个着力点,并提出重点保证农村生活垃圾资金投入以支持农村生活垃圾自收集能力、促进垃圾就地转化以及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二是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财政支出资金管理问题方面,从转移支付制度和整合部门财力两个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政府运用财税政策支撑这项活动涉及多方面问题,同时统计资料又欠缺,专业技术性强。因此,论文难免存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文未能全面、深入分析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资金筹措机制,对通过环境税,实现“双重红利”的论证较为肤浅。二是未能细致论证如何取得支出绩效,使财政资金得到事前、事中、事后多方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