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二元经济社会，具有劳动生产率严重不平衡的特点，城乡收入的巨大差异导致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是必然发生的过程。劳动力从农业中剩余出来，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引导，逐步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中就业，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步获得提高，这一过程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迈进的一般特征，更具有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性。 根据二元经济模型，城乡预期的收入差异是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未来的预期城市收入的现值大于未来的预期农村收入的现值，劳动力就会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该文无法忽视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并一直沿用至今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独特的制度安排，成为影响中国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极其特殊的因素。 文章使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二元经济下的劳动力流动模型为基础，通过探讨中国传统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就业的影响，全面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成本与收益，在修正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寻求一种有效的政策安排以降低和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自由转移的障碍，为农民在农村与城市、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自由选择权建立起一种良性的机制，推动并最终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资源获得有效配置的目标。 该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是对二元经济理论与劳动力流动的国内外前沿理论研究成果及其发展状况进行综述，从理论探索到实证分析以及具体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多角度概述。 第二章从由刘易斯创立、后经多位经济学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二元结构理论模型”入手，对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工业扩张进行经济学分析与概述，在分析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探求这些经典理论对于我国的积极价值。 第三章在梳理我国二元经济的历史逻辑的基础上，对我国二元结构强度进行度量，同时分析二元经济结构变化过程中的劳动力结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劳动力的流动状况。 第四章全面分析户籍制度对中国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影响，重点分析户籍制度对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影响，并引入新的变量对托达罗流动模型进行修正，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户籍制度制约下的两阶段劳动力流动模型。 第五章遵循前几章的分析逻辑，从目前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消极影响出发，阐释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的变革时机与条件，针对消除中国的二元结构提出改革路径和具体政策建议，对它们的含义进行讨论并说明该政策安排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