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指不同文化的个体、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方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我们与他者如何交流,而文化适应则探究我们与他者的交流中所发生的“变化”(change)以及这些变化的前因和后果。变化是其中的关键词,它既是结果也是过程,其复杂性成为了文化适应研究的原动力。国外文化适应研究的理论流派较多,它们各成体系、从不同的角度和学科背景为文化适应研究提供思路,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它们关注的侧重点不一,研究和分析方法各异,这使得整个跨文化传播学中的文化适应研究繁杂零散,没有形成层次分明的学科框架,由此,研究者们专注于文化适应现象的某个面向、逻辑和路径,而失去了对问题的全面思考,形成了理论上的偏狭和局限性。个体层面的研究试图找出普遍的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以解决文化适应个体的心理和社会适应问题。这一层面研究的跨文化心理学者笃信：人类基本的心理过程和能力是相同的,文化影响的是心理特征的发展和表现。他们追寻主流心理学的因果关系模式,力图证明人格、社会文化因素和人的跨文化心理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试图在不同民族、文化中验证规律的普遍性。他们从对跨文化个体在适应过程中所产生的病理和生理的症状着手研究,逐步认识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曲折性和积极性。他们关注个人在跨文化的碰撞中人格因素的影响、自我的定位和应对、文化适应策略,个体所承受的压力和心理变化以及其最终的适应状态。这一层面的文化适应研究从态度倾向的横断而研究开始,在认知、情感、行为层而逐渐打开,深入到能力和表现等细化的层面。但是由于其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缺陷,这一层面经验性研究有明显的进展,但没有得出令人信赖的结论。在这一层面的矛盾体现为多样化的文化个体与普适性的心理诠释之间的问题。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方面的变化与他们的社会交往息息相关,于是传播学者们试图从传播关系中寻找对策,通过研究跨文化交流者在人际、群体间的传播关系及传播的有效性为文化适应问题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认为个人文化适应的状况取决于他与东道国社会成员交流的数量和特性。他们将一系列文化适应问题转化为对焦虑和不确定性的自我调适管理,人际和群体间的传播沟通技巧等实用的、可操作的层面,试图通过文化学习与培训提高与东道国的交往能力以改善文化适应状况。学者们通过分析人际和群体间的传播网络,更好地解释了文化适应现象,认为有效的支持网络可以帮助个体缓解文化适应压力。但是这些学者们只执着于提高与东道国社会的融入度,而忽略了跨文化交流者的文化自主性与异质文化之间的平衡,从而迷失了自我和他者间的平衡点。另外,这一层面的文化适应研究回避了复杂的社会矛盾与社会资源分配的现实。社会文化层面的文化适应研究把文化看成是一个由文化元素、集合与模式构成的层级系统。研究者们试图通过文化表征进行考察、比较,揭示这些文化因素对文化适应状况的影响。跨文化传播研究者把社会文化因素细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文化维度、文化价值观,或文化距离、文化表层因素、深层因素等不同变量,试图找出文化适应状况和社会文化适应因素之间的关系。在文化边界明晰的传统社会,这一方法有助于人们了解陌生而不可预测的他文化,帮助文化适应者跨越交流的障碍。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把文化适应研究本质化、笼统化的做法并不能揭示该现象的复杂性和混杂性。这些还停留在“国家文化”层面的研究容易与当代政治权威产生共鸣,为其维护文化霸权,开拓国际市场出谋划策,很可能最终成为权力粘英新的控制手段之一。以上三个层面的矛盾和问题反映出跨文化传播学中文化适应研究本身所存在的实质性的问题和缺陷。1.在认识论上认为文化适应有着普遍性的规律或规则,可以通过假设和演绎的方式找到答案,预测结果。2.方法论上追寻了自然主义范式,通过标准化的量表或一系列假设的公理和定理来进行测量、推断和统计分析,没有把文化适应当作一个过程在研究。3.文化适应研究中“文化”的含量稀薄,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4.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存在局限性。研究者主要针对跨国流动的移居者,局限于考察一些“精英”对象,而忽略了非西方世界的土著和种族文化群体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在国内流动的亚文化群体。那么,将来任何改善和避免这些缺陷的研究都可以从中获益,并引导跨文化传播领域的文化适应研究走向更广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