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模糊了员工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为了应对国际竞争，适应高速创新的形势，员工们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并努力工作。然而，由于我国严重的老龄化现象和不久前政府开放的“二胎”政策，这意味着员工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其家庭的责任也在加重。因此，探究工作狂对员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着重考察工作家庭关系在其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共进行了两个研究。研究一翻译了国外两版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量表，并进行了预测，对收集的547份有效问卷进行项目分析、信度分析、因素分析、相关分析等，比较了两版量表的信效度，以选取信效度更好的量表用于研究二。在此基础上，研究二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和身份理论的视角出发，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收集的472份有效问卷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等，探讨了员工工作狂行为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考察了工作家庭关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角色-身份突显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1)两版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量表均有良好的信度和效标关联效度，但是14个项目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量表具有更稳定的结构效度，更适用于以后的研究。(2)工作满足感能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而过度工作和工作至上均能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3)工作-家庭促进在工作满足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工作-家庭冲突在过度工作、工作至上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分别起完全中介和部分中介作用。(4)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分别在过度工作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工作至上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调节作用。(5)工作角色突显性在工作至上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起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