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刑法中的被害人同意理论,其复杂性并不亚于构成要件理论、共犯论以及罪数论。中国学者面对此理论亦是各展身手收获不少成果。当然,未解决的问题亦是不少,例如被害人同意的具体判断标准,从该问题至探讨安乐死的非犯罪化、自杀参与行为的可罚性、同意伤害的标准是否在于公序良俗等一系列问题。而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要点便是刑法与道德之间的区别关系,并以此否定完全以公序良俗作为刑法被害人理论各论之标准,并确立国家对于个人自律应予以宽容的结论,而宽容的限度在于“侵害原则”,以此为被害人同意理论提供解决方向。具体而言,从不少判决中可见,同意伤害应当注重对于结果的考量,而非动机、目的,因此,即便被害人同意中包含违法目的、动机,若行为人对其之伤害为轻微结果,则不可随意否定被害人同意的存在,此谓刑法与道德的区别以及国家对个人自律的宽容。自杀行为本身则应以法益论之“侵害原则”为判断标准,确定其并无他害性,并从法律自由空间的角度得出其不被予以禁止及谴责的结论,国家及社会应当注重于对其予以援助而非谴责。而自杀参与行为则需要将之与自杀分别出来独立地判断可罚性,因其与自杀行为本身不同,存在他害可能。并通过处罚自杀参与行为间接的起到预防自杀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安乐死问题不可避免的需要以个人自我决定自我答责之自律为核心内容,但是以上述核心亦非万能之策,需要程序上以及具体要件之辅佐方可更为全面的判断患者之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