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具有典型的公共利益属性,在我国行政主导型的文化遗产保护体制之下,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行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文化遗产破坏的现象屡见不鲜。当前,中央和地方业已出台相关政策推进文化遗产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实践,并呈现出了绝大多数案件通过诉前程序解决、保护对象以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为主、高度依赖政策推进的样态。在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之后,有必要将其由一项政策制度上升成为一项法定制度,以更好地实现维护公共利益和强化检察监督的功能。通过对制度设计以及具体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作为一项新兴制度的文化遗产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依然有待完善:首先,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当前文化遗产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多通过其他类型行政公益诉讼办理,尤其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这有悖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原则之要求,不利于该项制度的发展。其次,风险预防理念阙如。当前文化遗产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所采用的损害控制型模式,一方面使监督视角聚焦于行政行为末端,无法实现完全的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功能;另一方面亦无法契合文化遗产损害不可逆转之特点以及其真实性保护原则,不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功能的发挥。再次,诉前程序功能受限。诉前程序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核心程序,在检察建议回复期限的灵活性、诉前检察建议的刚性方面有待进一步之完善。最后,文化遗产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存在公众参与部分缺失问题。上述问题可以通过以下路径进行完善:其一,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法律制度供给,在修订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之时,增加行政公益诉讼条款。其二,引入风险预防理念,在现有损害控制型文化遗产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之外,补充构建预防型文化遗产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并在线索来源、启动条件、审理程序、衔接转换机制方面进行构造。其三,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确立更为灵活的检察建议回复期限并适用停止执行、行为保全两类预防性保护措施。其四,以完善现有线索提供程序、听证程序、整改评估程序,加强专家参与,逐步放宽起诉资格限制等方式拓宽文化遗产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公众参与正式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