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国家理论式微,国家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边缘概念。直到20世纪80年代,回归国家学派呼吁“找回国家”,才重新掀起研究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热潮。正是在这股热潮中,米格代尔反思并回应了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主张把国家定位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中,以“社会中的国家”视角平衡理论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米格代尔的国家理论萌芽于他对现实的敏锐洞察与反思。大学期间,米格代尔亲历了越南战争中美国社会的反战运动,在以色列教书期间,他也亲眼目睹了以色列强大国家图景下的社会乱象,这些都让他察觉社会力量不可小觑的影响力,从而开始反思国家与社会中的支配关系。在理论渊源上,米格代尔的国家理论兼收并蓄,创造性地吸收并整合了亨廷顿、韦伯、希尔斯等多位大师的理论要素。“社会中的国家”是米格代尔国家理论的核心分析框架。首先,作为概念基础,米格代尔重新诠释了国家与社会,建构了观念和实践上的二维国家,描绘了“大杂烩式”的社会机构混合体,突破了把国家和社会视为统一实体的研究路径。其次,米格代尔聚焦国家与社会的接合点,展示了国家和社会的不同部分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及其结果,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有限国家的立场。米格代尔在“国家认同”与“政策执行”两个议题领域中,应用了“社会中的国家”这一分析路径。在“国家认同”议题中,米格代尔探讨了无效率国家如何在意义构造中维持国家的“统一观念”。在“政策执行”议题中,米格代尔论述了在政策实践中国家权力在与社会接触时是如何被消解的。米格代尔的国家理论贡献良多。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发展了“有限国家”的立场,揭示了社会结构对国家能力的影响。但米格代尔在“社会中的国家”分析框架中,只关注了国家与社会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忽视了国家与社会正和博弈的可能,以及作为分析工具还有一些缺失。就理论而言,米格代尔的方法论对我国政治学发展有诸多启示。就实践而言,“社会中的国家”对我国塑造国家认同、完善政策实施、平衡国家干预与社会自治、加强国家治理能力都有着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