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考察了宾兴组织发展的历史源流。早在北宋中后期，已出现了用于支助科举考试的“兴贤庄”，至南宋初年始有以“宾兴”命名的“宾兴庄”、“宾兴费”、“宾兴馆”等，故清代宾兴的源头可上溯至宋代。至元明时期，科举制虽时有中断，但宾兴仍薪火相传，历明清交替的缓慢发展后，乾嘉时期则初显蓬勃之势，至道光朝宾兴发展达到顶峰，其后仍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但因各省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一，宾兴发展参差不齐。　　进而，对清代宾兴创建的资金来源主体结构及变化进行了梳理，发现从乾隆朝开始，随着政治、文化环境的松解，民间资本渐次得到释放，宾兴的创建主体逐渐呈现“由官到民”的转向。但限于南北民力等差异，导致宾兴发展呈现“南北分流”，最终形成“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东西向则呈现“由东向西”渐次推进的发展趋势。同时，在宾兴创建、管理等过程中，官绅间多存在互动与合作，为培养和输送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宾兴发达的县域，效果明显。　　再而，对宾兴运作的诸多环节进行了考察。一方面，地方精英充分利用国家科举入籍制度，创造出“入籍宾兴集资法”，为推动土著与客籍的互动创造了一个有益的平台。另一方面，又借助乡村社会的宗祠文化、孝文化，另辟出“牌位宾兴集资法”，则更进一步扩大推动了乡族力量的互动与整合，宾兴日渐成为地方社会活动的中心。其中，宾兴每年春秋祭祀，三年大祭，既是传播推崇孝行、崇功报德等行为规范，又是联谊乡族、共叙款洽之情的良好平台。而诸多以行“孝”名义的捐助及所受官府表彰，则既是国家倡导“孝治”方略及作用的体现，又是民间用以劝行“孝义”的范本。　　此外，在动荡或制度鼎革之际，宾兴要么扮演起保境安民的角色，要么则积极与变革的时代进行互动，在坚持“兴贤育才”为本的同时，又适时地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义务和责任。简言之，综观清代宾兴发展历程，既与国家政局的发展互为表里，又是政府职能的有效补充;并在惨淡经营中，宾兴不断地被注入新的内涵，对于地方人才的培养、维护地方秩序、促进近代化进程等，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