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不断加剧的社会现实强化了人们对信用进行立法的共识。对比美国和欧盟信用立法的基本境况后发现,我国国家层面统一的信用立法是缺失的,而散落于央地各层级与信用相关的制度规范也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不足:对象概念不清、基本逻辑不明、制度结构不融贯、节点建构不完善。由于环境、时代、主体等多因影响,信用立法的对象“信用”具有多变性,其内在逻辑在社会关系中是一种以事实信息为基础、以价值信任为目的双向互动形成的评价性算法结构。在理论上,信用立法遵循将信用机制在社会系统运行中的伦理算法上升为法律算法的基本逻辑,而信用机制的伦理算法主要体现为以“信任”为核心的脉络结构。这种脉络结构主要呈现为反复修正“信息、沟通和理解”三个关键节点,以满足与社会系统良好运行目的相适应的动态化程序性要求。在实践上,信用立法的实质就是要将前述三个关键节点的脉络结构,在立法法理学基本原则的严格审视下,转变为制度建构的具体范畴。这个范畴主要包括“信用信息、征信管理、信用认定、信用奖惩和信用救济”等五个关键制度节点。然而以资本为导向的自主型信用立法的制度结构构建路径,并不能有效回应当下我国已然出台的制度规范和复杂多变的现实困境。鉴于此,我国选择的是以社会为导向的强制型信用立法制度结构构建路径。强制型信用立法制度结构的核心制度节点主要在于明确强制性的“信用奖惩”机制,在我国信用立法制度节点实践中具体奖惩机制又以“联合惩戒”最为关键。为了实现“联合惩戒”机制在社会系统中的有效运行,信用立法不仅需要完善以“共享与保护”为基本逻辑的信用信息规范和以“使用与监管”为基本逻辑的征信管理规范的制度构建,更要完善以“标准与主体”为基本逻辑的信用认定规范和以“程序与实体”为基本逻辑的信用救济规范的制度构建。但与已经相对完善的程序性救济制度相比,实体性救济制度的构建对信用主体或许更显迫切也更为有益,建议着重构筑个人信用破产权和遗忘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