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思想源远流长，西周时期即确立了“礼”的法律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为其刑罚原则，并逐步确立了亲亲、尊尊等法律思想。但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治上土崩瓦解，思想上百家争鸣。秦朝统一后，推崇法家思想，“务刑不务德”，以吏为师，法制残酷，遂致二世而亡。汉代的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汉初用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国力渐强。至汉中期，黄老之术已不再适合统治者的需要，而以“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有为思想为主导的儒家在百家中脱颖而出。一代大儒董仲舒精研《春秋》，以“春秋”大义来阐发经国济世之道，推阴阳以明事理。他的春秋思想广博精深，逻辑缜密，可谓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承前启后者。其上承法家思想，兼容诸子百家，下启儒家礼治思想，以成新的法律观，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董仲舒以“天神观”为逻辑起点，天为万物之祖，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于是将天、君、民联在一起，由上而下构成金字塔式的等级。但这种神秘学说并没有给予君主以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不可以凌越上天的意志，更不可以违背民意，因为天立君是为了民，君为民而立，则要求君主时刻体察民情，以仁行天下，以循天道，所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是也。因之天子作为受命之君，需法天奉本，立朝以三统为正，选臣以贤德为上，根据天地阴阳、五行变数、四时运行来施政。易经曰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之理，圣人之法，董仲舒从天讲到人，认为人与天是相副的，即天人合一，且人最为天下贵，所以人亦受命于天，由此导引出“天人感应”论。君主治天下，需通晓天理，对待臣民要施以礼仪教化，因为天地生人，性有三品，人皆有“善端”，只有施以仁义教化，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弘扬仁爱思想，社会才能和谐。但是当厚德不足以止乱时，对于斗筲之徒则要以刑治之。天尚阳而不尚阴，预示着为政任德而不任刑，德礼教化是为政之本，刑罚为政之末。从天神观到刑罚论，董仲舒把儒家治国思想笼罩在神秘主义的面纱下，劝导统治者施行仁政，克减刑罚，以改善秦朝以来法律的残酷性。他认为法律需缘情而制，应宽以刑罚；决狱断讼，应援引“春秋”大义，原志定罪，是为“春秋决狱”。强调礼贵重志，春秋之听狱，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既要注重客观事实，又要观察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决狱，在法律尚不完备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审判制度的一种补充，也推动了法律的儒家化；但是在具体实行中不免存在着主观擅断的流弊，为现代学者所批评。董仲舒从君权神授的天神观引出他的天人感应论，强调为政任德不任刑，德主法辅，尊阳卑刑；从《春秋》大义推导出断狱之法：原志定罪。由此构成了董仲舒严密的逻辑体系：天神观(君权神授)——刑罚观(天人感应)——听狱法(春秋决狱)。董仲舒作为“公羊学”一代大师，推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儒法合流，对后世法制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