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区域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对于巴蜀地方史研究而言，自从巴蜀被纳入“中央”和“地方”的格局以来，如何结合中央政治和“主流文化”的变迁来探讨巴蜀地方社会的变化，现今学术界从总体上来讲重视不够，因而有加强研究的必要。　　 秦汉至西晋，是古代中国统一和分裂政治大循环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中央王朝开发和控制巴蜀地区的重要历史时期，它奠定了南北朝以后巴蜀与中原融为一体的基础。因此，在这一前后六百余年的时段内，探讨巴蜀地方政治与文化的状况，不仅有助于揭示巴蜀历史发展中的诸多复杂面相，而且可为探讨中国政治统一和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区域与整体关系，提供一个比较典型、具体的实例。　　 巴蜀地区被秦国征服以来，中央朝廷追求“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与复杂多样的巴蜀地方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成为巴蜀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在脉络。本文主要结合秦至西晋时期中央一统政局变动这一历史背景，围绕巴蜀地区政治和文化的表现，尤其是政治和文化因素之间的关联互动，来考察当时中央朝廷和巴蜀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希望从这一视角来作一尝试，以突出巴蜀地方史研究的整体性和深刻性。　　 在结构安排上，除了前言和结语外，本文的讨论尽量以“专题”的形式展开，同时以时间先后为顺序。这样做，一可以使所论能够深入，二是能大致把握历史演进的过程。　　 前言，说明本论题研究的选题原因，回顾有关这一论题的研究历史，介绍本文的研究内容和预期的研究目标。　　 第一章，梳理早期外界对巴蜀地区的认知，以及秦蜀关系对巴蜀社会的影响。这部分所涉及的时间虽然在秦统一中国以前，但是很重要，一是因为秦国对巴蜀地区的征服及改造，使巴蜀地区进入“中央”和“地方”的格局之中。二是从区域文化传统上看，秦汉以后巴蜀地区许多文化因素与此时期有密切关系。　　 秦灭巴蜀后，秦人并未对其加以政治上的排斥、经济上的掠夺和文化上的歧视，相反大力移民并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加以改造和建设，增强了巴蜀民众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和认同感，为后世大一统王朝在巴蜀的统治确定了基准。不过，在秦蜀两地社会逐渐“同质”化的过程中，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以及区域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巴蜀地区的部分人文风俗以及社会意识等内容，作为地域中的重要文化现象，依然顽强存在。　　 第二章，以西汉君臣与巴蜀地区的关系为讨论重点。秦王朝解体后，刘邦被分封在巴、蜀、汉中地区。楚人刘邦放弃了狭隘的地方观念，施政较为宽厚，而且他推行“汉承秦制”的策略，强化了巴蜀民众对其集团的政治认同。西汉中央治理地方，一方面是凭借强大的军事、法律力量逼迫地方势力就范，一方面汲取秦覆亡的教训，开始逐渐推行儒家“德化”的主张，有助于统治的“霸王道杂之”行政运作方式得到施行。蜀郡太守文翁作为西汉早期著名的“循吏”，他在蜀地的施政就有这样的色彩。东汉以来，儒学的独尊地位和权威已经完全确立，时代思想风气塑造了史家班固的眼光。在他的笔下，蜀郡太守文翁被追记成一位推动儒学化蜀的关键和模范人物，文翁作为“吏”的一面则被忽略。班固对“文翁兴学”所进行的某些“非历史”记述，反映出东汉官方意识形态对学术文化的深刻影响。　　 第三章，通过考察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巴蜀人物入仕中央的方式、境遇，着重探讨在中央追求文化大一统的背景之下，西汉外仕蜀人表现出怎样的的政治和文化态度，中央“主流文化”与巴蜀地域文化之间有何互动关系。　　 西汉早期，巴蜀外仕人物具有“尚武乏文”的行事风格。汉武帝即位后，开始整齐学术，当时的“主流文化”吸收了许多地方性的文化内容如辞赋和仙道方术。司马相如、落下闳、王褒等巴蜀籍人士的学识与时风合拍，能迎合帝王的需要，因而能够参与到“主流文化”活动中，成为汉代中期著名的文化人物。受到西汉后期政治变动以及学风转化的影响，蜀人扬雄所学多与流行学风不合，处境颇为尴尬。秦汉以后中国的本土文化分为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两个大的系统，我们有必要联系这样的知识背景，来考察巴蜀学人的文化观念和行事风格。　　 第四、五章集中讨论西汉末年至西晋时期巴蜀外来政治势力与巴蜀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公孙述、刘备、李特等政治集团，据有巴蜀对抗“中央”，引发外来集团与巴蜀地方社会的冲突和合作。在统一中央政治衰微时期，巴蜀民众的政治认同观念有何表现、巴蜀地域文化与政治势力之间有何互动关系，值得观察。　　 两汉和西晋末期，社会危机严重，江山一姓的正统观念受到严重挑战。由于西汉以来中央朝廷对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提倡，使得巴蜀地区对中央的向心力仍然存在，而且成为凝聚巴蜀地方与中央关系，以及维系统一政治局面的重要因素。西汉中期以后，谶纬学说成为蜀地学人擅长的学术内容。在政治分合过程中，蜀地人士出于“保境自守”的政治意识，利用谶纬学说来肯定或者否定外来政治势力的合法性，这是地方意识和文化风气影响地方政治的突出事例。东汉以来，以早期道教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对上层儒家文化形成公开反抗，五斗米道以及后来的“鬼道”、“天师道”等巴蜀地方民间力量在益州地区发展并逐渐渗入地方政治，最典型的事件是范长生与成汉政权的合作。这种政治势力和民间宗教力量的结合，成为后世巴蜀本土势力仿效的样板。　　 第六章，结语。秦汉以来统一局面存在的一个显著现象是：政治统一了，文化不一定统一或者能够被统一；同样，政治分裂了，文化也不一定就发生断裂，并且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联互动非常密切。政治在影响一统文化的形成，同时文化也在引导政治的统合。秦汉以后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朝廷强大政治力量统合和“主流文化”引导的结果。这种现象在巴蜀地区的表现也很明显。　　 在巴蜀这一具有独特文化和复杂地理环境的地区，缺乏凝聚与统一的坚实基础。巴蜀史的主题之一，是中央朝廷“一统化”措施与巴蜀地区“多元性”内容之间的角力，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引发巴蜀地区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拉锯。通过考察秦汉西晋时期统一与分裂政局的变动过程，说明中央朝廷要加强非中心区域的向心力和削弱其离心力，需要注意与地方政治力量进行平等沟通，在经济上的着意开发，并且保持对地方文化的宽容和尊重态度，才能维持大一统的政局。换句话来讲，秦汉西晋朝代更迭的结果，反映出在国家制度大体确立的前提下，一个统一中央政权之存亡，原因多在其“政”而不在其“制”。中央承认地方“多元”差异的客观存在，并采取积极措施平衡二者利益，是有效维持中央“一体”格局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本文的创新点和特色有以下几点：　　 第一，论题选择角度。本文主要结合秦汉西晋时期一统政局变动这一历史大背景，来探讨巴蜀地区的政治和文化表现，努力将巴蜀地方历史发展放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去进行考察，尽量避免孤立、片段和静态地来研究地方史，具有较为开阔和整体的观察视野。　　 第二，具体论证。本文注重政治和文化因素之间的关联互动，努力发掘以往研究者对当时的政治势力、人物群体以及事件动因注意不够或探讨不深的方面，比如针对文翁儒法兼综角色的探讨，有一定的新意。　　 第三，结论。对于中国西南这一具有分裂客观条件的地方，探究如何有效维持中央统一的政治格局，其研究结论不仅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本文结合中国统一政治格局的形成和确立过程，将巴蜀地区作为一个比较典型、具体的实例来研究，对于探讨中国政治统一和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区域与整体关系，有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