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不败到武则天,从《梁祝》到《金枝玉叶》,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电影中涌现出大量的女扮男装形象,也塑造出林青霞、梅艳芳等红极一时的巨星。作为一种审美现象,女扮男装不仅是服饰的转变,更意味着性别身份的置换。这些易装电影在文本层面展开了独特的易装书写,它们为形形色色的“港式”文本增添了多元的性别色彩,成为华语电影中独特的性别景观。细思这些女扮男装形象,表面看来是对男性身份的“盗用”以及男性空间的“入侵”,但事实上她们依然身处“被看”的客体位置,遵循男权叙事逻辑,成为消费文化下香港商业电影的审美“奇观”。它们并非“女性话语”,而是被构建出的女性身体图景。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电影中的女扮男装形象为研究对象。女性易装形象在东西方文化语境的共同影响下,经历了黄梅调电影时期和武侠片时期的奠基,于80年代开始多元、繁荣发展。女性易装文本是通过服饰的转变使女性完成了暂时的性别置换。男性身份带来了社会特权,也帮助女性成功进入男性空间。寻求行动便利是女性角色易装的主要动机,性别身份与空间的转换则构成了女性易装形象塑造的主要逻辑。从性别研究视角切入,香港电影中的女性易装形象呈现出消费、色情、权力多重语境下的女性身体图景。易装看似遮蔽了女性身体,但凝视与裸露依然存在,男权逻辑依然内化于文本之中。女扮男装只是性别平等的想象性解决,影片则致力于通过重新编码恢复被易装女性打破的性别秩序。而80年代后女性易装形象的大量出现实际是社会话语和审美中男性中心化的体现以及消费文化下的视觉“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