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性问题。当前中国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研究具有强烈的托达罗传统，尤其是在对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或流动的动机或目的的解释上，几乎通盘接受了托达罗的解释，即认为劳动力的迁移动机来自于城乡预期绝对收入差距。然而，大量的经验分析表明，预期绝对收入差距假说只能解释“大部分人为什么迁移”的一般性问题，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人迁移，有的人不迁移”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从农户家庭的迁移动机问题、影响农户迁移动机实现的控制因素以及迁移的流向等三个方面剖析农村劳动力迁移实现的整个过程。 结合新古典微观迁移理论、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本文认为农户家庭面临巨大城乡收入差距时存在迁移拉力，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居民在社会化时期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而带来的沉重货币支出压力，以及农村居民内部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均衡等带来的相对贫困等因素，都成为农户家庭迁移决策的推力。此外，土地禀赋、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资源要素以及土地分配制度、农村信贷制度等制度因素影响着农户家庭迁移动机的最终实现。 本研究分别采用微观截面调查数据、宏观面板统计数据以及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等，对部分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农户家庭初始收入对其迁移有负影响，同时，农村非正规信贷的可获得性及家庭以往迁移经历对迁移人数都起显著正相关；2、家庭教育费用支出对其迁移有正影响的假说得到数据的支持；3、收入相对贫困对农户迁移有正影响，但土地相对贫困的影响未通过统计检验；4、土地禀赋与家庭迁移成U型关系，且这一拐点出现在人均耕地2.14亩左右；土地禀赋对农村劳动力省际、省内宏观迁移规模的影响程度不同；5、迁移网络对家庭迁移人数起显著正作用，但农户家庭所在村的交通便利性与否对迁移的影响未通过统计检验；6、农户拥有的土地转包权越大，越有助于农户迁移；7、追求工作环境等软因素成为当前新生代农村流动劳动力流向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本研究将新迁移理论嵌入于中国背景下，提出了改革以来农户迁移的阶段迁移动机假说，并引入社会化时期农户家庭面临费用支出压力的视角，补充了已有研究仅从收入差距的拉力等角度考察农户迁移动机的观点，并获得实证数据的支持，这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极好拓展。2、本研究所采用数据具有时效性、唯一性，该数据同时支持了新迁移理论的相对贫困动因假说在中国的有效性，这是对国内已有实证研究的一个补充与拓展。3、本研究获得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农村非正规信贷的可获得性因素时，农户家庭的初始收入对迁移具有显著负影响，这表明当前中国农户的迁移以追求绝对收入的提高为主要动因：由于农村的非正规信贷可有效缓解贫困家庭初始迁移所承担的成本压力，有助于具备迁移动机的贫困家庭克服迁移障碍实现迁移，这较好地解决了已有文献对初始收入与迁移关系的研究无法取得一致结论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在完善农村金融制度等方面的迫切性。等等。这些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较丰富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