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论文从中国传媒企业在转型中的功能和义务的变化出发，探讨产权改革对传媒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基于有效治理机制的传媒企业社会绩效以及传媒企业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在经济转型中，中国传媒企业作为国家行政附属得宣传组织到市场主体、内容产品的制造者经历着全新的概念及功能上的变化。改革使得传媒企业的所有权和股权结构更为多元化，并生产了更多利益相关者。这样的趋势与其他国有企业改革一样，也会对传媒企业产生一定的政治、经济意义，并带来相应的绩效变化。总体上看，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改革主要采取了股份制的方式。股份制是实现渐进式产权改革的一种有效机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允许更多企业微观的自律经营发展。它会形成产权主体的分散化及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从经济绩效方面看，这样的改革通过产权明晰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带来了经济绩效的提高。从社会绩效方面看，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发生了变化，改革后的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更多的利益相关者，与社会重新设定关系。总之，企业化、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革等措施带来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将导致更加复杂的企业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和社会绩效。　　 传媒业是本身具有强烈外部性的产业，而且它具有的外部性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行为。传媒由于强烈的外部性属性，传媒具有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一直受到制度和法律形式的限制，但是随着产权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竞争中其功能与公益性目标逐渐经历着变化。从而在转型中的中国传媒企业，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所带动的精神需求的变化之中遭到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之间的矛盾。　　 本文认为，中国传媒企业的社会绩效框架、内容和深度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变迁。笔者考虑中国的经济转型特征，假定了传媒社会绩效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来自国家权力的社会绩效，即，国家权力强势下出现的制度环境造就的社会绩效。另一个是随着市场化改革出现的，符合市场环境的形成的社会绩效。本文中把前者称为制度性社会绩效，后者称为自律性社会绩效。在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绩效综合指标变量模式的建立来分别探讨传媒企业制度性社会绩效与自律性社会绩效的特征。　　 本文的分析框架大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理论部分：在既有的理论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扩展，使企业社会绩效的理论性探讨、转型中上市传媒企业的功能变化及治理结构等已有的理论得到了符合于中国特征的理论重构。在既有的一般企业社会绩效的理论为基础，展开对转型期中国传媒企业的社会绩效内涵与评价体系的构建。第二，实证部分：通过传媒企业治理变量(董事会多元化与股权集中度)和产权变量(国有持股比例)的引入，使用面板分析方法揭示产权结构、治理结构与传媒企业社会绩效的关系，并进行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分析。　　 研究结果，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国有产权对制度性社会绩效的发展起着肯定的影响，相反，不利于自律性社会绩效的发展，我们可以推定，企业中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强、企业还很多程度上属于国家领域的话，制度性社会绩效表现良好，相反，来自市场权力的自律性社会绩效不宜得到发展。还有，国有持股比例的弱化、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多元化等的企业产权治理结构可以带来自律性社会绩效的提高。第二，基于衡量企业市场价值的TOBIN'SQ值进行传媒企业制度性社会绩效、自律性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分析，结果发现了企业自律性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制度性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自律性社会绩效会拉动的经济绩效的提高，反之，制度性社会绩效阻碍经济绩效。产权改革不仅对社会绩效而且对经济绩效都具有着有效影响力。　　 传媒企业的制度性社会绩效缺乏将企业的社会绩效联接到经济绩效的力量。还有，企业的自律性社会绩效通过传媒文化意识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过程中逐渐获得符合市场要求的企业价值，因此成功地当做作为企业盈利战略的企业社会绩效，使得传媒企业由此形成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的相结合。　　 此外，传媒企业的国家产权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支持中国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与国退民进的改革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