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这一“第四媒体”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对作为执政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管理者的中国政府提出了网络执政的新理念。当前中央文件中有一些网络执政的论述但不系统，实践缺乏理论的指导；中央领导亲自垂范，地方各自摸索，但尚未形成网络执政的机制；网络执政的现状不容乐观，问题亟待解决。当风险社会和媒介化社会在当代表现为风险的媒介化转移和媒介的风险化发展这两大新趋势时，党和政府必须提高网络执政能力，通过建立一系列科学、可靠、稳定的机制确保网络执政理念的制度化、规范化、普遍化和长效化。这有利于党和政府应对未来更加复杂、不确定的社会风险，为党和政府在新的起点上书写新的执政篇章奠定基础。论文以风险社会理论和媒介化社会理论为支撑，论证了当代党和政府实行网络执政的现实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风险的媒介化转移和媒介的风险化发展两大理论。论文通过对日本“3·11”地震、中国的“抢盐风波”和铁道部处理“7·23”甬温线动车事故这三个案例的分析，分别指出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在应对风险社会和媒介化社会方面的网络执政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阐明建立网络执政机制的必要性并引出具体的网络执政机制，即网络问政机制与网络新闻发言人机制相结合，常态的信息观察舆论引导机制与特殊时期的应急反应机制相结合，政府的网络议程设置机制和政府对网络媒体的立法管理机制相结合。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论文的研究缘起，相关理论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设计与创新点。第二部分从风险社会和媒介化社会的两大理论入手，阐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实行网络执政的理论内涵和现实依据；从党和政府维护和修复形象的角度论证党和政府网络执政的主观要求。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风险的媒介化转移”和“媒介的风险化发展”两大理论。第三部分继续深化网络执政的内涵，阐明网络执政的三大表现，即对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做到善待、善管和善用；重视维护网民的地位与网民权利的实现，；营造健康有利的网络舆情环境。第四部分进行论文的第一项个案研究，以日本“3·11”地震和中国的“抢盐风波”为例，对比和分析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各自的网络执政表现。第五部分进行论文的第二项个案研究，以铁道部处理“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为例，还原网络媒体的报道情况和网民的参与情况，分析铁道部官员在这次危机事件中所获得的网络执政经验教训。第六部分提出网络执政机制的内涵和作用，并探索出六大网络执政的机制。第七部分是论文总结和需要改进之处。从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前瞻意义三个方面论述在风险的媒介化转移和媒介的风险化发展双重背景下探索网络执政机制的必要性，指出论文的不足之处和下一步可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