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作为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在他长期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新历史小说一直是其小说创作的重要类型之一，在他的“新历史小说”创作中，历史被重新的定义，历史不再是宏大正统的历史，而是变成了可以被任意改动甚至解构的历史，格非的这种历史观直接影响到了他“新历史小说”的创作，并在其作品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格非在他的“新历史小说”中选取了不同的主题进行书写，并发掘出独特的主题意蕴。在格非看来历史始终是值得怀疑甚至是不可靠的，他的这种历史观促使其在“新历史小说”创作中采取了虚化历史的手段，一方面是历史叙事立场的转变，在创作中他放弃了正统主流的历史“宏大叙事”而是更关注于边缘的“家族”甚至是个人历史叙事，另一方面在对待历史态度上表现为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否定。对于存在，格非着重探讨了存在的真实性问题，他认为在历史被作为故事背景后，人物容易陷入进存在的迷津之中，而无法把握真实。在格非的“新历史小说”中，神秘的氛围与纠葛的欲望同样也是他“新历史小说”描写的重要主题之一，在他看来神秘氛围的产生既受到外部现实生存环境的影响，同时又与人物内心的生命体验和自我感受有关。对于欲望这一主题，格非有意把欲望自身所具有的纠葛性凸显出来，正是在这种左右纠葛的欲望影响之下某些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发生巨变，历史的正义感和必然性也被彻底的消解掉。“乌托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命题，始终是人类的一种理想追求，“乌托邦”作为他“新历史小说”的主题之一，格非巧妙把它的放置在历史的视域下进行考察，既肯定了“乌托邦”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又表达了对“乌托邦”一旦成为现实后的种种担心。叙事策略是小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格非在他的“新历史小说”创作中采用了多种叙事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叙事的“空白”与填充、叙事的循环与重复和叙事时间的“错位”。而叙事的“空白”和填充不再单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被使用，格非还通过这一策略更深入的将“空缺”指向叙事对象在历史本源上的“缺席”上，也即是说小说正在或将要讲述的对象，本来就是不存在的、虚构的。叙事的重复与循环除了作为一种叙事的策略存在外，更重要的是重复与循环在小说中的出现打破了历史真实与虚幻的界限，每一次的重复或循环都构成了对历史的重组。在叙事时间上，则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发展向度：一个是模糊的时间秩序，另一个是明确的时间指向。两者造成了时间上的“错位”，进而打乱了历史历时性的发展进程。作为一个创作风格鲜明的作家，格非的“新历史小说”表现出了独特的美学特征和审美色彩，主要表现为人物的意象化与语言的诗意化。首先，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实现了人物由符号化到具象化的转变，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并与时代图景很好的契合的一起，除此之外，格非“新历史小说”中还出现了一批“缺席者”和“预言者”形象，这些人物有的参与了历史叙事而有的则在历史叙事之外，但却都在无形中起到了消解历史的作用。其次，小说语言褪去先锋实验的色彩，变得诗意、雅致和隽永。在他“新历史小说”中大量文言形式的铭、记、志的被使用，特别是小说中出现的诗、词更是意境优美、文辞华丽，诗词在叙述中穿插，使得文章呈现出一种诗化美和书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