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外”、“江左”、“江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中频繁出现、更迭的地域名称。本文通过考证“江东”、“江外”、“江左”、“江西”各自出现的时间,并结合其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背景,对四个地域名称所指代的区域及各名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江外”在三国鼎立之初代替“江东”一词,开始指代长江以南的孙吴政权,在曹魏、孙吴不同的视角下,对“江外”一词有不同的定义。对曹魏来讲,“江外”是对未能立足于中原正统地区的孙吴的污名化;而对于孙吴政权来讲,在“江南豪族共同体”强烈的文化自信下,“江外”指的是“独立于长江之外”,自成一体系之政权。这一举措,一方面化解了曹魏对孙吴的污名化,扭转了东吴偏居“江外”的地域劣势。另一方面,进一步增强了“江南豪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向心力及自信心。两晋之交,在以左为尊的背景下,“江左”一词被塑造出来,迅速取代“江外”,成为东晋南朝政权的代名词。“江左”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军事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文化水平较高的江南政治文化圈对江西（淮泗）、荆湘、江州等战乱频发、经济落后、文化发展滞后地区的贬低,同时也是司马氏解决称帝道路中地域劣势、在称帝后与门阀大族竞争等方面的需要。在塑造“江左”核心区地位的同时,在其影响下,“江西”也开始了它的缩小化、精确化和污名化进程。至南朝刘宋时期,“江左”核心区塑造完成,“江西”地区也完成了其污名化进程。由于“江西”属于边缘区的一部分,“江西”一词昙花一现,迅速被代表整个边缘区的污名化名称“江外”一词取代。而随着“江外”一词指代南朝边缘区,“江外”一词的指向也发生了反转,由三国时期的长江以南地区变为长江以北地区。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地域名称的频繁转变并非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是当时政治局势变化及其引起的各政治文化共同体间博弈在地域名称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