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外配资作为一种游离于证券市场监管之外的杠杆工具,近年来在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打压下始终未曾消失,而由其引发的场外配资纠纷,在司法实践中一直以来也未有统一裁判标准。针对场外配资乱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发布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九民纪要》在场外配资的合同效力以及合同无效后的责任承担方面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裁判指引,这对于维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稳定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以及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适用的统一性都是一次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九民纪要》关于场外配资的裁判指引亦有值得完善之处。场外配资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会影响审判时适用的基本法律原则、原理和法律解释的方法等,影响到司法实践中将场外配资置于何种法律框架内处理,因而对场外配资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九民纪要》中并未提及场外配资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所以在《九民纪要》出台后,地方法院对于场外配资纠纷案件案由的确定仍不尽相同。结合理论及司法实践来看,对于场外配资法律关系的认定主要有民间借贷、委托理财及独立的法律关系三种认定方式,鉴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委托理财法律关系都不能完整的概括场外配资的内容,宜借鉴对融资融券业务的处理方式,将场外配资视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来处理,在法院审查后认为符合场外配资实质内容的,案由统一确定为“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在场外配资合同效力的问题上,《九民纪要》提出场外配资合同因违反融资融券业务的特许经营而无效。笔者认为,场外配资合同是否完全无效,应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考虑。原因如下:首先,考虑到《证券法》具有比较浓厚的事前监管色彩,其立法目的偏重于证券市场秩序的维护,而非绝对禁止某种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其次,从私法自治的角度出发,强制性规范应当考虑到谦抑性原则。当采取相应的行政措施能够达到效果时,没有必要完全否定其效力。再次,司法实践中普遍以强制性规范二分判断合同效力,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合同绝对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合同未必无效。由于融资融券业务的相关规定关乎“市场准入”资格,因此应视为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该规定的配资合同并非绝对无效。另外,场外配资中的配资方不仅包括配资公司还包括个人主体,从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的角度出发,自然人之间的配资行为对市场秩序造成的妨害以及行为本身的可罚性都较低。与此同时,从实效性角度来看,作为一种逐利性较强的业务,场外配资很大程度上对合同无效后的损失风险选择了无视。因此在目前对场外配资法律规制仍需完善的背景下,相较于完全否定场外配资的合同效力,或许区分配资公司和个人主体,分别考虑两者与用资人订立合同的效力更加合适。对于场外配资纠纷中的权责辨析问题而言,由于《九民纪要》中将场外配资一律视为无效合同,因此只涉及合同无效后的责任承担。从内容来看,《九民纪要》中提出的配资方无利息请求权、具有招徕及引诱等行为的承担相应责任等裁判指引都体现出了对于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思想,而这也是我国证券市场未来发展的方向标。而笔者延续了对于场外配资合同效力处理的司法路径,认为权责辨析亦应在合同效力不同的情况下分别进行。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当事人责任的分配符合《九民纪要》的裁判指引,而在个人之间订立的配资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可以认可配资方的利息请求权。在因跌停限制而导致客观不能清仓造成损失时,如果双方事前约定共享投资收益的,理应共担损失,如果配资方仅收取利息的,则损失由用资人承担。对于场外配资,除了在司法层面的作为外,我们也应考虑到对于立法的完善以及对于场外配资事前监管的优化。文章最后在梳理场外配资纠纷司法处理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解决场外配资问题的建议,包括将场外配资纳入证券法规制体系、明晰并细化银、证监会权责,加强场外配资数据端监测以及规范业务运行细则等措施,以期通过完善合理的规制体系引导场外配资这把双刃剑真正发挥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