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轨时期,中国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普遍具有典型的家族治理特征.对这种现象,现有的研究还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理解这种现象的关键在于对民营企业生长环境的重新审视,需要引入新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界最引人注目的学说之一,集群理论被认为是经济学理论"最后的前沿".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关于集群的文献日益增多.一些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在集群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众多的文献和高水平的研究使集群理论成为一个研究民营企业的有效方法.在转轨时期,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是一种集群式的成长.民营企业集群在中国的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区广泛的存在着.集群中的企业随着集群的发展而发展,并与集群中的其他企业相互影响.在集群的演进过程中,集群企业结构和成员企业治理模式的变迁紧密相连.该文用典型案例分析的实证方法研究了转轨时期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重点解析了浙江温州柳市低压电器集群的演进过程.集群的竞争力来自集群内部企业间的高度分工与残酷竞争.这种残酷的竞争造就了集群的分层企业结构,集群核心企业周围聚集了大量的协作配套企业.核心企业对外垄断产品市场,对内控制下游企业.这种控制包括营销网络,产品市场和技术的垄断,最终造成了协作配套企业与外部市场的分隔.而高度的集群内部分工使大量协作配套企业沦为工厂里的车间.其结果就是,协作配套企业的经营决策简单到无需借助复杂的治理结构即可完成,其治理模式被遏制在家族治理之中无法向前演进.协作配套企业数量巨大,由此造成我们所观察到的民营企业普遍实行家族治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