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理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输出”和“输入”两个过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西方意象派诗人的主张、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探索在意象理论的阐释和构建上各具特色。本文旨在分析每个历史阶段“意象”理论的不同特质，指出其发展、创新之处，同时也说明，意象理论并没有“死亡”，随时可以更新、激活，得以新的发展。意象理论在中国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同时又受特定语言观的影响，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言不尽意”的语言观使中国古代诗人追求言简意赅、“意在言外”的审美效果，广泛使用“比兴”手法，超越“意象”本身，探寻“意象”背后的意义。中国特有的文化也影响了意象理论的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古代诗人养成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惯习，追求“物我合一”的生存之境，融主观情思于客观景物之中，从而使诗歌意象带有主体性特征；儒道互补使中国的诗歌意象呈现出平和的特点，特别是道家的自然之“道”对意象有深刻的影响，诗人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效果；“尚象”思维使中国古代诗人养成以具象审视世界的思维方式，使意象具有形象性、具象性的特点，同时又蕴含一定的人生哲思；“尚游”思想使中国古代诗人在观照自然万物时视角灵活，多角度体察自然万物的深刻内涵，从而使诗歌意象具有很强的涵盖力，留下审美想像空间；释家、禅学的“虚空”观使意象表现出多层次的意义，弃实而就虚。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的这些特点，使它在20世纪时备受西方意象派诗人的青睐。意象理论从中国传入西方，在特定的语境中得以更新。西方意象派诗人厌倦了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追求语言的简洁明了、“精确”的意象呈现，使意象表现人的本真存在，这时他们发现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理论与他们的观点相一致，于是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20世纪西方哲学、语言观对他们产生了影响，西方特有的焦虑心理使他们不安于现状，对输入的意象理论进行了更新，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具体的意象营造的方式方法上都具有和中国古代诗歌意象不同的特点。20世纪30年代，以戴望舒、卞之琳为代表的中国诗人不仅吸收了西方的诗歌理论，即西方的意象理论输入中国，也继承了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理论，在表达现代情绪时，他们往往使用既有的中国古代诗歌意象，从中可以看出晚唐诗歌的影响，中西合璧，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趋于成熟。西方语言的传入，使中国古代语言解体，白话的知性特征、通俗化特点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意象一方面趋于理性，追求诗歌的哲理化，另一方面趋于日常化，从日常生活中撷取意象，从而使现代主义的诗歌意象从古代诗歌意象体系中解脱出来，更趋于平民化。动荡的现代社会极易使诗人认同西方的“荒原”意象，在诗歌中无数次地表现现代中国无望的存在状态，但在绝望、悲观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于是又创造出“寻梦者”意象，诗人徘徊在绝望与希望之间。纵观中西意象理论，二者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具体的手法上还是存在相似的特征。比兴与通感、象征、意象叠加、“兴象”与“客观对应物”是彼此相对的概念，虽然名称不同，意义也不完全相同，但在意象的营造上具有共性，都使意象呈现出多义性、朦胧性、心理蕴含性特征。所以说，任何理论都不会“死亡”，只要存在契机，都可以被激活，得以新生，“意象”理论即为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