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一二十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半岛,大量的朝鲜人为了生存或民族独立运动迁入到中国的东北、前苏联及日本等地。在这种民族大离散的背景下诞生了中国朝鲜族文学与在日朝鲜人文学。1933年11月,在吉林省龙井成立的文学同人团体《北乡会》以及它所创刊的文学杂志《北乡》意味着中国朝鲜族文坛的形成和真正意义上的朝鲜族文学的开始。从《北乡》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中国东北朝鲜移民的生活和命运,反映了朝鲜族移民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艰难地开拓移民生活的庄严历程,从而开始建构与朝鲜半岛文学不同的自己独特的文学。在日朝鲜人文学自从1932年张赫宙的小说《饿鬼道》发表于日本文学期刊《改造》并获得有奖征文第二名引起日本文坛的关注；自从金史良的小说《向着光芒》被提名为1940年度芥川奖候选作品,日本文坛开始重视了在日朝鲜人文学。该作品第一次反映了在日朝鲜人在日本感受的民族身份认同冲突以及使用民族语和日语中的心理矛盾。中国与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性,而中国朝鲜族和在日朝鲜人作为同一民族又有共同的移民特点,因此中国朝鲜族文学与在日朝鲜人文学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他们各自在中国和日本创作了既不同于朝鲜半岛文学,又不同于居住国文学的中国朝鲜族文学与在日朝鲜人文学。从文学内容特征的角度来看,中国朝鲜族文学和在日朝鲜人文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作家主要是在殖民地时代形成人格的移民一代,中国朝鲜族文学第一代主要作家有玄卿俊、安寿吉、金昌杰等,在日朝鲜人文学第一代主要作家有张赫宙、金史良、金达寿等。他们的作品中既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又有对国破家亡的绝望,顺从和反抗的矛盾心理,顺应现实与民族意志等共同的主题特点；而最大的区别在于朝鲜族第一代文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在中国东北定居并建设第二故乡的意志；在日朝鲜人第一代文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使用母语和日语的纠结以及民族身份认同的冲突与觉醒。中国朝鲜族文学的第二阶段即第二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有李元吉、朴善锡、林元春等,在日朝鲜人第二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有李恢成、金鹤泳等。朴善锡和金鹤泳都以记忆中的创伤为素材,体现以文学解救自我；李元吉和李恢成都生动地刻画了在中国及日本的传统朝鲜女性和男性形象。朴善锡文学中的伤痕来自过去特殊的历史时期,朴善踢试图以文学揭发其荒诞、愚昧以及对人们的毒害,进而要求反省；而金鹤泳的伤痕来源于自己的结巴,他的结巴是由父亲的家庭暴力而造成的,而父亲的家庭暴力根源在于日本社会对在日朝鲜人的歧视。金鹤泳试图用文学治愈自己内心的伤痕,但是最终没能以文学得到解救和协调。中国朝鲜族第三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有李惠善、許蓮顺、赵星姬等,在日朝鲜人第三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有柳美里、李良枝等。静莲顺和李良枝作品都反映了主人公艰辛的生活及对故国的向往。在体验韩国中,中国朝鲜族由于受到人格歧视；在日朝鲜人由于使用双语的困扰、对母语的排斥心理以及文化生活的差异,深感离散意识,最终更加坚定国民身份认同。李惠善、趟星姬和柳美里的文学都以家庭危机和离异为主题。但是李惠善侧重于家庭离异而产生的内心的孤独；趟星姬文学侧重于通过家庭离异所获得的个人价值,当家庭阻碍个人发展的时候,主人公毫不犹豫地选择‘破爱’；柳美里由于深受家庭阴影的影响,因而在作品中否认家庭的存在,拒绝家庭的重建,更拒绝自己成为任何形式的家庭成员。并且个人内心空虚,爱情观也很独特,专门喜欢有缺陷的男人,在与弱智群体的交往当中发现并确信自己的存在。中国朝鲜族文学与在日朝鲜人文学由于起源于移民文学,因此丰富了本国文学：由于中国和日本独特的的现实生活环境,建构了中国朝鲜族文学与在日朝鲜人文学的特殊性,也丰富了世界朝鲜民族文学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