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犯罪工具没收制度作为刑法的一项总则性规定,1适用面十分广泛,涉及的犯罪类型更是复杂多样。但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备,直接导致犯罪工具没收制度在司法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这与犯罪工具没收不当间的冲突愈发激烈,由此可见,我国犯罪工具没收制度亟待完善。本文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件出发,并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规定,力图从多方面解决我国犯罪工具没收制度在适用中显现出的问题。文章由引言与正文两大部分构成,引言主要介绍了犯罪工具没收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上仍有诸多问题未得到合理解决,该部分内容又常被理论界忽视,因此,仍具有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此外,引言还介绍了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等内容。正文主要包含以下三章内容:第一章介绍了犯罪工具没收的理论概况,包括犯罪工具没收的含义、性质、功能。犯罪工具没收制度指彻底剥夺犯罪人对犯罪工具的所有权,将其强制收归国有。犯罪工具没收的性质在理论上一直都存有“刑罚论”“刑事强制措施论”“独立的强制处分措施论”“保安处分论”等争议。由于该制度无法受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限制,主要以预防和打击犯罪、弥补刑罚缺陷为目的,将其认定为保安处分更为合理。第二章通过分析实践中的具体案例,并与美国、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对比,归纳总结出我国犯罪工具没收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立法上的问题有:内容过于简单笼统,实践指导性不强;适用范围局限,缺乏未定罪的没收机制;没收方式僵化单一,缺少灵活变通性。由于立法上的诸多问题,直接导致该项制度在司法上存有如下问题:犯罪工具的认定方式各异,存有“直接专门论”“促进理论”“关联理论”等众多标准;第三人权益保护不足,当犯罪工具属于犯罪人与案外人共有,或该物之上还存有他物权时,第三人救济权利缺失;没收界限宽严无度,实践中常会发生犯罪工具没收不当的情形。第三章针对犯罪工具没收制度确实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首先,该制度的适用要明确以行为人故意犯罪为前提,犯罪工具应包含预备阶段为实施犯罪专门准备的工具,以及犯罪行为结束后为保有犯罪效果多次使用的工具。在没收方式上应增加“应当没收”的例外情形,并针对犯罪工具在判决前已合法转让的情况规定“等值价金没收”。在对“犯罪”的理解上,满足犯罪构成三阶层理论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两方面即可,不以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为判断依据。若犯罪人因死亡、逃匿等原因不能到案时,没收不以有罪判决为前提。其次,应当统一以“关联性理论”作为辨认犯罪工具的标准,将犯罪工具分为实行工具与非实行工具,实行工具是直接用以实施犯罪构成中客观方面,具有侵害性的工具,即使用工具直接作出犯罪构成要件中多以动词形式表达的行为,例如杀人、盗窃等。当财物并未直接作用于实行行为时,要衡量该财物是否专门为犯罪所准备、用于犯罪的频率、对犯罪成果的保有起到的作用大小等因素。当案外人对犯罪工具也享有除所有权外的其他权利时,要注意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例如,当犯罪工具属于犯罪人与案外人共有时,虽不影响没收,但要赋予其他共有人优先回购的权利。此外,并非所有的犯罪工具都应当一律没收,当出现“应当没收”的例外情形时,需要赋予法官合理的裁量权以确保没收结果的相当性,可引入比例原则限制没收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