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工业城市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在资源开发及工业发展的过程中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作为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产,不仅能够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也能够起到调节气候、净化环境的作用。当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对于农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然而我国在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往往只重视了农业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给人们的农产品数量,忽视了人们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如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的过量施用及农业灌溉用水的增加等所带来的一些负服务,如土壤污染、水资源的浪费等,威胁了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人们容易评估供给服务,而调节服务及支持服务等由于变化缓慢且难以察觉而被低估或忽视,导致农业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发生了变化。因此,将负服务纳入到资源型工业城市农业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研究中,对于深入理解农业生态系统正负服务功能之间的权衡关系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不同区域农业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受到的人为干扰及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不同,而目前对于资源型工业城市农业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变化的影响机制研究较为缺乏。理解资源型工业城市农业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变化的影响机制,对于调控工业型城市的农业景观类型,进而完善农业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管理,改善工业城市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工业城市—太原市作为研究区域,在野外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地理学、景观生态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相关理论,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模型,首先测算了太原市2000年、2018年农业生态系统正服务及负效应服务的功能价值,并对其进行时空分析;然后利用相关分析法、冷热点分析法研究了农业生态系统正负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对于合理配置太原市农业用地类型,改善农业种植方式及农户行为,规避或减少农业生态系统负服务对整个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促进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意义。最后,通过构建社会经济驱动因子指标体系及利用人为干扰综合指数探究了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间权衡与协同关系变化的驱动因素。对于深入理解我国中部地区重工业城市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得到的结论如下:(1)太原市2018年总的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比2000年增加了 72.01%,其中农业生态系统正服务中增长幅度较大的为生产功能与旅游休闲功能,分别是575.81%、56.38%。水源涵养与固碳释氧功能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下降幅度分别为42.85%、39.45%。农业生态系统所产生的负服务环境污染及水资源消耗服务分别增长了 293.07%、250%。(2)太原市总的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空间分布上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分布格局,其原因主要与各区县的土地利用类型以及农作物种植类型有关。太原市汾河东部以及北部,人为因素对于农业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较大,景观破碎化严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对较低,而西部地区林草地面积分布较广,生物多样性丰富,使的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对较高;对于南部地区而言,由于采摘园等果业、蔬菜的大力发展,使得该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2000年增长较快。(3)2000-2018年太原市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功能、水源涵养、固碳释氧之间一直为协同关系,但其协同程度减弱;权衡关系保持在生产功能与环境净化功能之间;生产功能与环境污染及水资源消耗功能之间为协同关系,生产功能的提高将加剧农业面源污染及水资源的消耗成本;生产功能与旅游休闲之间由权衡转变为协同关系。(4)多重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建成区的北部及南部,多重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的次热点区主要分布在娄烦县和古交市。太原市城市扩建以及农业结构转型、农业种植方式转变等对农业生态系统各服务功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间的权衡关系更加突出,热点区域相应地也大幅度减少。(5)人们对建设用地干扰程度最大,其次为耕地、林地、草地及水域。其干扰程度的大小与距离城市中心的远近有关,此外,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与地形、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以及国家政策息息相关。(6)我国重工业城市农业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的变化主要受到人口密度、第一产业产值、农药使用量、粮食面积及蔬菜面积的影响。其中,人口增加导致对农产品和旅游休闲需求的增加,因而,人口增加使生产功能与旅游休闲表现出明显的协同关系,第一产业产值以及农药使用量能够促进固碳释氧功能与水源涵养功能的协同发展,但同时农药的过量使用会抑制农业生态系统环境净化功能的增加。人口密度以及蔬菜面积的增加会导致农业污染面积的扩大及水资源消耗成本的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