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维多利亚社会的时代特征和核心标志。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引发了人们持久的争论、怀疑、排斥或追捧、迷恋。敏感的艺术家、思想家们马上意识到,它开启的是一个新的纪元,人的时空概念、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将因之而发生深刻的转变。可以说,铁路早已超出作为交通工具的单纯能指,而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社会文化氛围、国民性等问题的象征性指数,其文化影响至今仍广泛体现在各类文学艺术影视作品中。在中国,如果说,轮船、大炮是清政府因军事溃败而主动引入借以实现自强之愿的现代技术,鸦片是被列强强行输送给国人用来麻痹其身体与灵魂的腐败性物质,那么铁路则是西方擅自在中国领土空间上开掘、试图将中国纳入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媒介。论文第二章将分三方面探讨晚清社会对铁路这种现代物质的接受态度。其一,大致从1863年起,清政府开始面对修还是不修铁路的困惑。论文以拆铁路现象为线索,以吴淞铁路事件、义和团为个案,分别探讨了晚清政府、官员、民众对火车这种现代交通工具的文化想象与认知。文章还将铁道游击队与吴淞铁路事件、义和团进行了比较,以分析它们在意识形态评价、文化影响上的不同。其二,甲午战后,巨大的国耻引发了社会各界空前的“铁路热”,在部分官员和维新派的言论中,铁路被塑造成继轮船大炮之后又一个能使国富民强的物质神话。然而清政府本欲自主修路,却又不得不四处借债,从而自我颠覆了那种一开始就拆铁路的自尊姿态,造成因路割地、各帝国借铁路线划分势力范围的空前大分割。以日本等为代表的帝国还制造了一些“国中之国”。论文以卢汉铁路和南满铁路公司为个案详细分析了铁路在帝国主义殖民过程中的重要媒介作用,认为在这众国瓜分的过程中路权的严重丧失造成了国人文化心理中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本节还会将中国铁路与同时期的印度铁路作对比,考察两者对这种殖民媒介的不同接受态度。第三节,作为国家性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铁路线的规划是以政治中心为本位的。但当铁路真正进入封建帝国的内核与禁忌之区时,则标志着清政府已然完全丧失抵抗能力,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技术上、政治上,它都已经丧失对抗的资本和话语权。李劼人的长篇巨著《大波》和保路运动的史实显示出,铁路事件还激化了中央集权政府与地方政府、民众之间的权力冲突。清政府最初所担忧的铁路或可导致天下大乱最终完全演变成了现实。宏大叙事之后,第三章将探讨火车与一些现代经验的关系,比如火车与时间,火车与空间,火车与规训,火车与民主。铁路的大规模拓展促成了标准时间的出现,从而重新组织和规范了现代人的生活。1876年至1877年生活在上海的人们有幸提前享受到了这种现代交通工具,体验到了“缩地”之乐。可见,对国家,是痛苦的谈判、赎买、拆除过程;对民众,则是持续了一年半的快乐一日游。铁路的确促成了现代社会的大规模旅游、平民旅游,这本身构成了大众民主进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不过火车在区分和融合社会等级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功效。同时,作为一种集体性、规模性的运营系统,它对现代社会规训氛围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论文认为,铁路系统的运营机制与福柯所研究的现代社会规训机制有很多相似、对应之处,尤其是体现在铁路对内部工作人员、对乘客都制定了严格的规范。而乘客与乘客之间也因为彼此陌生却要长久对坐这些现代社会已然司空见惯的现象而产生了紧张、怀疑、敌意、注视等问题。最后,论文指出,“铁路时代”已成过去:在中国,意味着那种将铁路视为殖民媒介和国耻、举国上下探讨铁路救国的时代已成过去;在西方,则意味着将铁路视为最重要的交通方式、视为技术优势、启蒙和现代性的代表、全民迷恋铁路的时代已然消失在历史的回忆中。铁路在当代面临汽车、飞机、互联网、手机等这些新的对手,这些对手们提供了一种更具灵活性、自主性、便捷性的移动方式。火车身上承载的诗意随着疾速的高铁逐渐黯淡,但它必将永远在国民的文化记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