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很具有代表性的风云人物，在清末民初的鼎革巨变中颇有影响，却长期遭受学术界和官方正统评价的冷落，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数。为了客观地呈现历史，本文以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为题，分析考索杨度在晚清时期的思想及活动。力图在深入挖掘、广为搜求史料的基础上，尝试揭开蒙在杨度头上的各种不实面具，对其进行公正的审视和评述，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首先通过对几种中国近代史常用研究范式的批判反思，指出每一种理论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要避免用非此即彼的极端方式去审视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而以往的杨度研究大多受“压迫——革命”模式的束缚，远远谈不上准确和客观。鉴于单一理论模式的局限性，本文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尝试把宏观的结构性分析和微观的个体行动分析结合起来。宏观的结构性概述便于分析杨度思想转变的原因，微观的个体实证性考察又可作为重新认识晚清社会的具体例证。从晚清社会结构转变的时代大背景中，以科举制度的变革为主线，通过再现杨度早期乡绅阶段的生活实录和思想特点，剖析了杨度从传统士绅向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变原因和心路历程。 因经济特科考试而逃亡日本的杨度逐步成长为留日学界的领袖人物，并日益活跃于公共政治舞台。以客观真实的具体描述来破除有关对杨度的丑化和不切实际的批判，是这部分依然延续并更加突出的研究思路。这部分先是叙述评说了杨度在留日期间与梁启超等人的交往，他在“取缔规则”风潮中的表现，以及立宪运动之初的组党办报；接着系统分析了杨度的政治思想，指出杨度金铁主义说的本质内容是对内富民、对外强国。杨度对革命党狭隘种族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亡国论的驳斥，提倡融合国内所有民族的国家主义，都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宝贵的民族主义理论资源，既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也更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民族问题上的分歧，是杨度反对革命党暴力革命的主要原因。杨度主张建立虚君共和制的君主立宪政体，认为运用舆论的威力就可以把放任专制的清政府改造成为负责任的民主政府，并提出以开国会为号召的舆论鼓吹办法，杨度因此成为了国会请愿运动的首倡者和设计师。杨度归国后出任政府官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快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积极推动清政府的宪政进程，投身于国会请愿运动和保路运动，并非由民党领袖变成了朝廷的御用官僚。杨度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活动有利于国家的和平统一，并没有充当中华民国的绊脚石。 深厚渊博的旧学新知功底，匡济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略显狂傲的个性，这就是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他是一位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只不过生活在一个并不理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