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著名翻译家、双语作家,熊式一以中英文学交流使者的形象步入文坛。初涉翻译,其译本选择以巴蕾、萧伯纳作品为主,因此被徐志摩誉为“中国研究英国戏剧第一人”。同时身为知识分子,旅英期间熊式一肩负“中华文化代言人”的使命。他根据京剧改译的英语三幕剧《王宝川》,深受欧美观众喜爱。通过译介活动,他试图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种族歧视的偏见,寻求中英之间平等对话。但因其文化身份、生活环境与英国社会有着密切关系,导致作品带有“自我东方主义”色彩,以满足英国观众审美习惯、猎奇心理。该剧在赞誉背后饱受争议——国内外学者对其“中国性”大加质疑。此后,熊式一将创作视角转向现代社会,接连出版《大学教授》、《天桥》两部近现代革命题材作品。此时作者逐步脱离早期作品桎梏,以更为真实的笔触描写中国社会风土人情、文化习惯以及革命历程,但其接受效果远不能与《王宝川》相媲美。与此同时,熊式一始终面临身份认同的困境：一方面其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西化倾向,令其华人身份遭受非议；另一方面他同时无法完全被西方世界接纳,促使他不断寻求母国的文化归属感。长期以来,学界研究焦点集中在《王宝川》与《天桥》两部代表作上,缺少系统的梳理分析,尤其对他早期知识背景、翻译经历,以及与英文作品创作之间的关系尚待挖掘、整理。本文以“熊式一与中英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回顾他在国内以及旅英期间的翻译创作活动,同时梳理出对其作品评价的中外言说焦点,分析各异的表达立场与动因,挖掘其背后复杂政治意图或文化需求。在此基础上,对熊式一作品、及其在文化推介贡献做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