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创作急剧增多,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文化现象;然而,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屈指可数。本文即以晋皇甫谧《高士传》为研究个案,探讨《高士传》编纂的标准、方法与原因,以期对魏晋间杂传创作,特别是类传创作,有一初步的认识。论文由序言、正文与余论三部分组成。序言:杂传创作在魏晋时期是一普遍现象,且部类繁多。整体看,杂传创作是一动态的发展过程。正文分两部分:上篇,主要是《高士传》编撰条目考略。《高士传》大约在宋时散佚,现在常见的辑佚本有明吴琯、清魏裔介与晚清罗振玉等人的辑本;所以,考证出《高士传》的条目相当重要,这是研究的基础。文章依据相关史料,探赜索隐,尽可能地逐条排比考证。结合《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讨论《高士传序》中的编纂标准,“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而加以推断。分辨时,兼带考察嵇康、虞般佑《高士传》,以及皇甫谧本人的《逸士传》。综合而论,可信者,计五十八人。考察逸士、高士的流变及其区别:春秋时,“高士”强调品行节操高洁,如要强调逃逸、隐居山林,则用“逸士”称之。至少在东汉末年,“高士”一词已附着上隐居的涵义;魏晋时 “高士”一词大量出现,与“逸士”的内涵有很大的重叠性。下篇,主要探讨《高士传》的编撰方法与原因。梳理、排比先秦至魏晋时的史料,我们能发现,《高士传》的编撰,主要是截取相关史料进行,这体现类传早期征实的特征,它更多地继承了正史的实录原则。类传的大量增多,与当时社会氛围有关:①、魏晋时隐逸之风的盛行,②、人物分类的细密化,③、史传体制日渐成熟,这是创作的外部环境。其内部因素,主要是皇甫谧正当盛年,患了严重的“风痹疾”,行动不便,而不得不寄情于典籍;借编纂《高士传》,表明一己之志向与追求。余论:把《高士传》与刘宋时《文士传》比较,能发现,《文士传》的出现,体现了刘宋时文学观念的进步,其文学性在日益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