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掀起了放松规制的运动。这一运动从最初的若干行业蔓延到几乎所有受到规制的行业,其基本思路是放松或者解除政府对相关产业的规制,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政府规制的领域开始向健康、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领域延伸,从而形成了全面的政府规制改革态势。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最初的体制转轨到目前的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处于动态的调整过程中,而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政府微观规制职能的变化。虽然,国内众多文献对西方发达国家规制运动所取得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介绍,并从宏观面上提出了政策建议。但从实践来看,规制改革的成效并不尽如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对西方国家规制运动的国情进行深入了解、没有对转型时期我国的政府规制现状进行系统把握。因此,随着转型进入到更深层次,对政府微观规制行为进行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西方发达国家在规制改革运动中总结出不少“共性”规律,这些规制改革的“共性”规律为转型时期我国政府微观规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共性知识是建立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政治法律体系和文化、风俗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些共性知识能否真正适用于中国还需要实践进一步证明,这正是本文选题的初衷和写作的动机。据此,本文提出了转型时期政府规制并不能简单地用放松来一言以蔽之,而是有放有收,有点有面,即要在重构经济性规制的同时,充分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步性,高度重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环境、安全、健康等问题,从而加强社会性规制刻不容缓。根据本论文的研究,政府微观规制和市场机制的边界都具有有限性,从而在一定范围内会造成“规制失灵”和“市场失灵”,这就必须要求发展基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性组织”,即非政府组织来降低“双失灵”带来的绩效损失。本文内容安排如下:引言对选题的背景、目的和意义,若干重要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基本思路等进行了简要的叙述。第一章在对政府规制理论渊源进行说明的基础上,对国内外政府微观规制理论进行了梳理,指出政府规制的实质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二章对西方国家规制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英国、日本的政府规制行为进行了描述。第三章对转型的内涵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转型时期我国政府微观规制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征,突出强调了必须要关注规制过程中的风险问题。第四章对转型中各规制参与方的动机进行了分析,重点阐述了设租、寻租和合谋行为,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第五章介绍美国了政府规制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来龙去脉,提出了现阶段对我国政府规制中的成本收益的认识,并提出政府规制有效性的对策。第六章在简要回顾了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国外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了我国国有企业未来发展的终极形态,并相应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第七章是在前述各章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电信业规制改革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分析,以此加深转型时期政府规制改革的理性认识。第八章对转型时期我国政府微观规制的边界、目标和原则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政府规制改革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