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由三部分组成：（1）国际经验下，国家经济增长如何影响该国净储蓄率（经常账户/GDP）的理论与实证研究；（2）中国环境下，地方政府竞争如何影响经济结构（消费率、资本形成率和净出口率）的理论研究；（3）国际经验下，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税收能力和政府行为受民众监督程度，三者之间两两相关性的理论研究。以上三部分内容各成一章，研究出发点都源于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现象的分析、解释和预测。第一部分基于国际经验，从国家经济增长的角度来分析一国当期经济增长率的改变会对该国当期净储蓄率带来怎样的影响，主要结论为：一国当期净储蓄率（经常账户/GDP）是该国当期经济增长率的U型函数。推导出该结论的主要逻辑在于，我们在模型中假定经济增长来源于劳动结合型的技术进步，所以在技术进步的同时劳动收入在总产出的占比会相应提升，而在一定参数设定限制下的世代交叠模型框架下，就可以得到以上主要结论。本部分由理论和实证研究两部分内容组成。理论方面，本章首先在国际金融的规范框架下运用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推导出一国当期储蓄率、投资率和当期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式：在经济增长率为正的一段范围内（以经济增长率为0而开始的一段区间内），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率的凸函数，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率的凹函数。然后利用会计恒等式经常账户=储蓄-投资就可以得到一国当期净储蓄率（经常账户/GDP）是该国当期经济增长率的U型函数这一结论。紧接着，对模型进行扩展，将小国模型扩展成两国模型，经过系列数学推导可以得到结论：原本不存在任何债务关系的两个国家（且经济增长率相同），当本国预测到未来（模型中体现为站在当期看下一期）会相对于外国实现跳跃式技术进步这一情形后，本国在当期会向外国借贷即形成经常账户赤字，但是从下一期开始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增加使得国际资本借贷成本下降，资本流动就会改变方向，即资本会从本国流向外国，进而使得本国的经常账户形成盈余。再之后，两国经济在向各自稳态收敛的过程中，本国始终会保持经常账户盈余（经过系列数学推导），且在最终稳态状态下本国会是外国的债权国，即从一开始的均衡状态到最终稳态的转移过程中，本国经常账户累计为正。以上为本章的理论研究部分，实证研究部分，本章利用216个国家和地区1960-2010年间的跨国面板数据检验之前理论模型推导出来的主要结论：当期储蓄率是当期经济增长率的凸函数；当期投资率是当期经济增长率的凹函数；当期净储蓄率（经常账户/GDP）是当期经济增长率的U型函数。在控制了以下指标的基础上：人口数量、人均GDP（2000年不变美元）及其平方项、GDP真实增长率及其平方项、本国货币当局以及金融机构拥有对外国净资产/GDP、15岁及以下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M2/GDP、国内私人部门借贷/GDP，一系列的回归结果（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子样本回归、工具变量回归、动态面板回归）都支持本文理论模型的主要结论。最后，作者利用以上回归分析的结果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净储蓄率进行分解，分别计算出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的影响。进一步的，还将分低位、中位、高位三档来预测未来数年内中国的净储蓄率。其中：结构性因素的预测是利用中国过去十年结构性宏观指标的趋势进行外延性推测；周期性因素则根据已计算出的历史周期性因素进行低、中、高三档划分，并分别代入到对未来的三档预测之中。任意一档预测结果都表明，中国在中短期内仍将因为结构性因素影响而保持一定规模的经常账户盈余，且在短期内净储蓄率（经常账户/GDP）呈上升趋势。本章内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以往文献往往默认经济增长率和经常账户之间是单方向的线性关系或者干脆不予考虑，本文则首次系统规范的分析经济增长和经常账户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理论模型部分清晰的推导出结论，实证回归结果则稳健的验证了以上结论。如果说第二章是基于国际经验而从共性视角来分析结构性因素（经济增长等）如何影响一国经济的外部失衡，那么第三章则是在中国特有的政经体制背景下，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对中国以低消费、高储蓄为特点的经济结构失衡提出了一个理论解释。在一个政绩考核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政治锦标赛的框架下，各层级地方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生产型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一个重视生产的地方政府会更乐意投资生产属性的公共品，从而对非生产性但事关民生福利的支出项目造成财政上的投入挤压。地方政府的生产性属性越突出，政府部门的储蓄（投资）倾向也会越大；另一方面，生产性公共品实则上是对企业部门的一种隐性补贴，因为生产性公共品可以提高企业的产出投入比，从而提升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并且进一步激励企业部门将更大比例的存余利润用于企业部分再投资，以上事实相结合导致我国的经济结构组成中消费比例低、储蓄比例高。经常账户方面，国内投资可能会因为金融抑制或者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等因素跟不上快速增长的国内储蓄，从而形成净储蓄，即国家层面上的经常账户盈余。本章内容偏于理论研究，作者将在一个世代交叠（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地方政府间的政治锦标赛这一因素来刻画上述过程。理论模型的主要结论为：地方政府间政治锦标赛的政治激励越强，地方上乃至国家层面上的GDP就会越大，居民部门储蓄率会越小，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各自的储蓄率会越大，且国民总储蓄率也会越大，国民总消费率从而会越小；另外，政治激励足够强时，国内储蓄会足够大，另一方面国内的投资环境（金融摩擦和资本边际回报下降等因素）对国内投资带来的瓶颈限制可能会使得投资增速跟不上储蓄增速，从而形成净储蓄即经常账户盈余，并且经常账户余额还会随着国内政治激励强度的加强而提升。本章对现有文献做出下面两项贡献：第一，解释了政府经济政策形成扭曲的一个成因，于此同时解释了国民储蓄率、企业储蓄率、政府储蓄率以及国家净储蓄率同时上升这一现象。第二，进一步发展了政治锦标赛理论，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揭示了它对经济结构带来的影响。第四章再次将视角拉大至国际经验层面，跨国数据显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税收能力和政府行为受民众监督程度，三者之间两两都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本章则希望通过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对以上现象进行解释。具体来说，本章将政府的税收能力、私人产权受保护程度、社会对政府部门的监督有效程度视为国家能力的三方面体现，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两期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将这三种国家能力内生化，即任何一项国家能力都需要政府投资发展。主要结论是以上三种国家能力为互补关系，即任意两种国家能力的发展都能激励政府投资发展另一项国家能力。其主要逻辑在于，以上三种国家能力对于当权者而言都是一把双刃剑，即存在当期利益和未来利益（更大概率不被推翻政权）的trade-off，而在一定条件下每一项国家能力都能通过影响到该政权未来被推翻的概率来影响所谓的“未来利益”，从而和其它国家能力形成互补关系（或者替代关系，但是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互补关系）。本章的贡献主要在于：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了国家能力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将其体现运用进政治经济学模型当中。本章的研究主体虽然是国家能力的三方面，但是模型结论却告诉我们：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发展，政府的税收能力会相应加强，同时政府公共支出受民众监督的力度也会加强。放到中国背景下，结合第三章对地方政府支出模式的讨论，可以预测如果中国继续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那么社会民众对各级政府的监督和约束也会相应加强，从而促使我们的政府性质由生产型向公共服务型过渡，体现在政府支出上则是“重民生，次生产”，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低消费、高储蓄的结构失衡症状。从这个角度来说，本章内容是对第三章研究内容的一种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