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欧游归来的梁启超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中。欧洲之行促成了他思想的转变。他在对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理性予以反思的同时，将中国新文化的建设途径指向中西“化合”和“以复古求解放”，并以人文主义为其精神内核。这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显出差别。梁启超将文学作为新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继“三界革命”时代之后，再次给予文学较多关注，但其文学观已与早年将文学作为启蒙之利器的时代判然不同，也与文学革命的主导倾向形成对话。1920年代梁启超的文学研究以诗学为主干，诗学成为其实践“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主张的重要载体。他在国学的框架内对于传统诗歌进行了重新阐释，但他并不以狭义诗学为满足，而是以此为基础，试图达到对于整体性的文学的认识，这使其诗学又上升为广义诗学。不同于早年只关注文学的功用，他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从“情感”的角度界定文学。梁启超的情感观中既有倡导情感解放的启蒙现代性的一面，又有以情感平衡理性的反思现代性的一面。他强调新文化运动不能缺少情感维度，将西方在现代发展中单纯强调科学理性所导致的“唯物的、机械的人生观”作为新文化建设的前车之鉴。他将文学作为对国民进行“情感教育”的利器，在其中既有启蒙的因素，又有文化的因素，两者相辅相成。梁启超在其诗学中着力梳理和阐发了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抒情传统，他不但以此将屈原等诗人的崇高情感树立为新文学家的主体人格建构的典范，而且以此教育现代国民，其中他特别注意了传统文学在文化转型期对于形成全民族新的文化认同所能发挥的作用。梁启超1920年代的诗学体系建构既吸收了中国传统诗学成果，又借鉴了某些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他的研究兼具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两种形态，并努力实现史、论的结合，同时还采用了中西文学比较的方法。其诗学表现出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和兼收并蓄的开阔格局。梁启超的诗学探索虽然有其时代性的局限，仍以其独特性有力地推动了正处在形成期的中国现代诗学。因其与主流话语的差异，丰富了现代诗学的多元构成，并为中国诗学的未来发展提供范式。遗憾的是，梁启超1920年代的诗学成果目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亟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