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理论发端于符号学，后又被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领域中。将该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是时下译界一个较大的新课题。国内已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致力于其理论研究，但是实践的研究却相对滞后。 鉴于此，本文作者拟做一个实践性的尝试，从符号学入手，具体讨论文本中互文符号的翻译。为了使研究更为深入，作者以韦利的《论语》英译本为个案，总结归纳了其翻译方法，以期对从事古典文学作品翻译的译者有所裨益。 本文可分为两大部分，共五章内容。 第一部分是对于互文性、互文符号及其翻译方法的理论探讨。第一章引言部分介绍了作者选题的理论基础和实际需要及其研究方法。作者认为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是由翻译的本质决定的。翻译本身是一种互文活动，从互文性角度探讨翻译是可行的。从符号学角度看，文本中必然存在一些字、词、句甚至文化意象使读者将其与它文本联系起来。这些连接文本之间的符号(即互文符号)的翻译方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作者以互文符号的翻译方法作为研究重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沉积着深厚的语言文化底蕴，充盈着无数的互文符号，所以作者选取有代表性的《论语》作为个案研究。行文上，作者采用分析归纳法梳理理论，总结实践经验。 第二章里，作者概述了互文性理论及互文符号。自问世以来，互文性的内涵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尤以克里斯蒂娃和罗兰·巴特的后结构主义观点最具代表性。他们认为互文是文本之间通过仿拟、引用等途径互相吸收和转化，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巴特更是扩大了传统意义上的文本概念，将其拓展到社会文化语境中，在文本间的相互关系中融入了文化内涵和知识结构。本文作者提出了自己对互文符号的理解。互文符号应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符号层面(表层意义)，另一个则是信息层面(蕴涵意义)。为了便于分析，作者从词汇、句法、修辞及其体裁风格的等阶框架中分析了文本中的互文符号。 第三章中，作者深入探讨了互文符号的翻译策略、原则、方法和对译者的要求。原语和译入语各有自己的一套互文规范制约作者的行文和读者的阅读。在翻译中，译者用译入语的语言重现原文语言中的各种互文现象，使得原作的读者与译文读者产生某种共鸣。因此，译者要以译入语读者的反应作为参照来评判译作的质量。奈达的功能对等为此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翻译中，译者可直译互文符号的符号层面；采取意译，即只译其蕴涵信息或将隐含意义用直译加注的方法译出。 第二部分则是具体译本的分析。作者在第四章中从句法、修辞和语义三个维度归纳了韦利英译《论语》的方法。经总结，作者发现：在句法上，韦氏采取语法补足、单位转换及结构变换等方法，用译入语读者熟悉的英文句式翻译中国古语特有的无主句、倒装句和省略句，使译文更符合译入语的互文规范；修辞上，韦氏一般用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法尽力保持原文互文符号（即形象意义和修辞手法），以期达到功能对等的效果；语义上，原文一些古汉语特有的字词特别是概念词的语义场不确定，往往一个词有很多不同的阐释。在译入语中找不到对等词时，韦氏用加注、泛化、缩小、替换几种方法来忠实地再现原意，同时又避免破坏原概念的贯穿统一。总之，从这三个维度看来，韦氏的翻译符合了原语和译人语的互文规范，达到了功能对等的效果。 最后，作者指出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并非是要给其下一个固定的结论，而是希望将其不仅看作一种认识论，更要视为一种方法论。窃以为，在翻译中，译者应更多地考虑译文读者的感受，采用以译入语为主导的策略，更好地沟通两种语言的互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