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简单加总货币总量的局限性日益突显,与实体经济相关性减弱,这促使我国与一些西方国家一样逐步放弃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调控目标。学术界很早就已开始研究构建与实体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的货币总量指标。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Barnett构建了Divisia货币总量指数,认为不同货币资产流动性不同,不能完全替代,应对各种货币资产赋予不同权重,此后,其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目前Divisia货币总量指数也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应用。已有文献构建的Divisia货币总量指数普遍是基于典型消费者实现有约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推导出货币资产使用者成本,基于货币资产使用者成本测算不同货币资产权重,具有较强的微观理论基础,但是货币资产的持有部门并非都是消费者,也有企业部门和机关单位;而且使用者成本是租金价格,其大小取决于资产使用者的收益率,由于不同机构部门的货币资产使用者往往是相同的,从而导致不同机构部门持有的同种货币资产是完全可替代的结果。然而现实中,同种货币资产由于持有机构部门的不同,对实体经济影响和受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比如,住户部门的存款多少与住宅价格、CPI的联系更紧密,而企业部门的存款多少与宏观经济的景气程度联系更加紧密。基于此,为构建与实体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的货币总量指数,本文提出了分机构部门构建Divisia货币总量指数的观点,不仅视不同货币资产之间不可替代,还视不同机构部门持有的同种货币资产亦不可替代。本文将已有文献的使用者成本指标换成了机会成本,机会成本的大小取决于资产实际收益率以及可能通过投资其他资产而获得的最高收益率,这能够较为客观地实现不同货币资产和不同持有机构部门的同种货币资产的不完全替代性。同时还将货币层次的划分扩充至更为广义的货币总量M3、M4,考虑了债券及票据资产的货币性。实证研究层面,本文通过寻找各机构部门的最大无风险基准利率和各种货币资产的稳健收益率测算机会成本,进而构建指数。编制了2007年-2019年月度的Divisia狭义货币总量指数DM1、分机构部门Divisia广义货币总量指数DM2和未分机构部门的Divisia广义货币总量指数DM2’,2014年-2019年月度的更为广泛的货币总量DM3、DM4。然后从稳定性、与重要宏观变量的相关性和可控性三方面来检验各种货币总量的性质。通过稳定性、相关性和可控性三方面检验发现,Divisia货币总量优于简单加总货币总量,分机构部门Divisia广义货币总量优于未分机构部门Divisia广义货币总量。2008年至2018年十年间,广义货币总量中现金增长对货币增长的贡献率较小,呈下降趋势;非金融机构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年贡献率基本维持在40%左右。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建议,我国货币当局应适应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需要,建立符合高质量标准的货币政策目标框架,考虑不同机构部门货币资产的异质性,改进和完善Divisia货币总量指数编制方法,将其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的辅助工具,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