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艺术及美学是包含在古典华夏美学历史中经久不息的文化潜流。相对于华夏大历史而言,侠的审美、艺术及美学无疑是处于边缘地带,但它在历史中积累了重要、丰富的审美经验,至今依然有值得深入研究的价值。从侠诞生的周秦之变开始,侠就被定义为“以武犯禁”(韩非子)的社会角色。在民间性的江湖文化史中,侠客的存在千百年来却以隐性的方式悄然影响着华夏审美心灵世界的建构,但无论是秦汉到清以来的大陆农耕文明的主流文化模式、还是近代新文化运动所表征的近代中国民间文艺流变,以及在20世纪冷战与后冷战国际格局下的革命文艺风潮,对侠文化乃至侠客文艺的美学思考,在大部分时段内都是被压抑或处于有意或无意的忽略状态。但20世纪以降的民间小说、市民文学、乃至文革期间的“样板戏”等都无法回避潜藏在民间侠义审美传统中那种的深刻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美学元素,那种在前现代漫长历史中养成的侠义人格心理,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美学受众。由于新的文化媒介的出现,当代侠客文艺更是将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发挥到极致,并显现出某种前沿性艺术特质和现代性文化的建构力量。这不仅源于好莱坞的艺术工业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失序后重建的剧烈变迁中,侠的文化实践及其思想形态都会以某种方式参与到新的文化与艺术精神的重构过程中,并显现为中国精神的指标性符号之一。20世纪的侠客文艺的演变似乎再现了他某种历史性生成机制,又一次成为当代最为耀眼的艺术门类之一。包括侠义文学、戏剧、武侠与以及演员个人命名的功夫电影,乃至网络虚拟空间的江湖话语和武侠游戏,玄幻、仙剑、穿越小说文本的流行等等,都在时代深处叙述着一种独特的无意识英雄崇拜和审美心理经验,具有无限延展的衍生文化形态,成为全球化时代华语世界可通约的艺术语言。由此也造就了侠客艺术的迅速嬗变,彰显了文化中国历史中另一条潜在的、延绵不绝的艺术线索并引起美学的自觉和反思。中西现当代艺术也恰恰在这里展开了对话与交融,在好莱坞的工业机制里诞生了与东方侠客艺术和美学特质有着某种类似性的功夫片。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文学,李小龙、成龙式的极具个体色彩的功夫电影在徐克、李安、张彻、吴镇宇等导演的推动下,将一种来自远古轴心时代的侠客美学模式穿越式的再造为一种大众艺术的影视美学,实现了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传统媒介与现代数字技术的动态的、跨媒介文化整合。那种来自历史的文化阐释力无疑深深影响了时代艺术的展开路径。本文第一部分梳理了先秦社会侠客诞生的历史背景及文化基因序列,指出这种轴心时代诞生的初步理性化的周秦文明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侠客与侠义文化的开始形成也建基于此一历史基点,其文化之源甚至可以上溯到神话时代。虽然两汉以后侠的人格形态及文化被主流社会所压抑,但先秦士文化的养成和西周封建的解体为侠客的文化生成奠定了历史性根基。虽然汉武帝以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叙事中侠客的身影日渐星希,包括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社会文艺发展,都将其置于主流文化书写之外,只能以小传统模式长期居于华夏文化的边缘地带亦即民间江湖社会,成为亚文化边缘群体中闪光而游移的小传统。但关于侠客的艺术与美学思考在中国历史中却从未中断,尤其在民间江湖社会获得丰厚的沉淀,且历久弥新。本文第二部分意在更为深入地揭示古典侠客艺术与美学的内涵,并梳理其内在结构,揭示其历史流变生成过程；同时也深度阐释了与中国历史上另一个重要亚文化传统一一江湖文化的关联。江湖不仅有侠客,而且还是传统中国游民社会的重要空间。但在先秦以来漫长的历史时空内,他们和各类民间亚文化群体、游民社会是被皇权庙堂社会压制或忽略的存在,但也是永不屈服的梁山泊好汉们的江湖所在。它漫长的年代里积淀出一种强大的亚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结构,侠义精神逐步为各民族、各阶层、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并在悠久的文化实践中具有了一种文明的潜在动力机制、和隐性心理基因。江湖与庙堂的互动构成了文明内在的隐性文化潜流。尽管历史上华夏文明遭受了来自大陆文明体系内在的江湖文化与草原文明的反复砥砺,但作为特定地域内一个相对隔绝的文明整体,借助先秦时代诞生的儒道文明的文化整合力量,由秦至清的天下秩序却能够克服大陆文明体系内在的几乎所有危机。侠义文化的实践成为大转折时代普遍的社会选择,并逐步渗透到上层社会文化中,在汉魏以后的民间文化中诞生了唐传奇和游侠诗、边塞诗、江湖诗派、水浒戏、侠义文学等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美学与侠义艺术题材。侠客的精神不断照亮古典文明高峰期的旷达与勇敢精神,成为华夏民族心理深度积淀和自我文化意识的一部分。第三部分将阐述近代在海洋文明冲击下侠客文艺历史与近代侠客美学的变迁。近代以来,尤其是晚清之际全球化变迁格局刺激了华夏精神的全面复苏,近代侠文化与美学意识的苏醒也是其一。近代以西方为代表的海洋文明的介入使得华夏文明体固有的内在运行模式遭受根本性的挑战。正面的交锋失利,但东西边缘的对立与融合也悄然展开,侠文化的历史潜质再次得到发掘,由此而来的海洋与大陆文明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有晚明清初至民国以来的整个近代史,侠义精神成为抗击封建皇权专制和抵御外辱的重要武器,而与此相关的文化与艺术的变迁则具有了全球化的特征,尤其是20世纪以来近代商业社会和市民阶层的形成,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介的兴起,已然改变了侠文化的传播与成长模式,把侠客文艺变为新时代的最具广泛性的大众艺术门类。第四部分重点阐释现代侠客艺术与美学在港台地区的兴起,并进而阐述了当代侠客美学的一般意义。近代随着大陆边缘脱离了天下庙堂核心秩序的约束,昔日位于大陆边缘的东南沿海如香港、澳门等,其底层民间社会有机会自我成长并一定程度上与西方法权体系相结合。借助中国传统与地缘的力量,侠义文化变得逐步强大起来。美苏冷战和后冷战格局下的香港和近代形成的海外华人社会获得了民族文化共鸣,港澳地区作为历史上岭南文化余脉,其隐性江湖文化的抵抗基因天然地具有抵御殖民文化的抗争基因,侠客文化获得意外的成长空间。以粤语文化区为主体的边缘地带既脱离了传统庙堂的羁绊,也部分架空了外来“主流”(西方殖民文化)的入侵,并与革命话语产生交集。尽管是一种有待提高的民间形态,但这种传统民间自组织特色的江湖社会与文化已然空前强大发达,凭借历史传承和华人世界特定接受心理结构建立了现代性文化叙事空间。漂泊的城市游民、功夫英雄、侠义警匪片、古惑仔故事等小传统民间叙事以一种泛侠客文化符号出现于高度国际化的商业空间,成为民族的、喜闻乐见艺术形式,且逐步由非主流成为主流,从边缘走向中心。但如此的侠显然已不仅仅是传统的回归而是面向未来的自我更新,一定意义上也延续了五四精神启蒙之余脉,具有特定历史阶段的自我反思意义。本文第五部分最后力图阐释侠客美学的当代意义,由于特定政治、文化、地理原因,作为一种成功的大众文化范式和艺术实践,侠客艺术与美学为20世纪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提供了走向现代性的独特启迪,在新时期文学思潮之外的开启了文化与艺术的现代性思考的新边疆。它延续了五四乃至由近代革命救亡而带来的启蒙之思,某种意义上也修复了20世纪因空前的人类暴力而分裂的华夏文明,成为21世纪“两岸三地”现代性艺术和思潮可通约的文化与艺术语言,在某种意义上也再造了中国现代性文化的“一致性”并延伸到新的媒介文化领域。迪斯尼制作的《功夫熊猫》、《花木兰》和李安的《卧虎藏龙》这样的新媒介作品,成为好莱坞工业力量与中国的“侠时代”共舞,产生了奇妙的跨文化对话和文本融合,在拥有不同文明历史完整性的文化体系间相互交织,铸就了独特的现代华夏艺术奇观。无疑、近代全球化所导致的地缘政治结构变迁既引发了古典中国的解体,也引发20世纪以降中国雅俗文化的重构、中心与边缘文化的互动。这样的历史大幕远未终结,侠客艺术与江湖文化的再度兴起既表证着中国历史自身的逻辑,广义上也可视为近代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东西两大文明交织碰撞的继续,这种源自中国历史的抗争性文明力量在20世纪殖民地中国以及港、澳及世界华人圈中率先成为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符号之一,既具有抗衡殖民地文化的天然基因,也具有普适性文明基础,最终被西方主导的世界艺术市场所接纳,并再次将此类昔日边缘文化浪潮以主流的方式、反馈至海峡两岸的华人主体社会之中,绽放出某种本文所理解的后现代特色的文化奇观。如此的侠客艺术与美学几乎脱离了它历史上留给中国人的直观印象,他的艺术性存在不仅突破了传统儒释道的美学解释体系,也走出了20世纪与冷战相关联政治美学话语的框架,甚至成就某种后现代文本符号和可通约的世界语,具有了广义的世界性文化魅力。这种隐藏在小传统体系、源自先秦乃至更为遥远的中国历史中的艺术与文化密码显然存在着我们尚未思考的美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