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迁徙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或部分,由于某种因为离开原有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进入另一生存环境居住的民族分布变化过程。民族分布的历史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民族迁徙。中华民族今天的分布格局,就是历史上各民族迁徙杂居、相互融合的结果。历史上的迁徙活动,是古代少数民族发展的普遍现象,是形成中国各民族密切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时也给各迁徙民族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中,北方游牧民族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绵延不断地向中原内地迁移的历史活动,最为引人瞩目。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的内迁,致使当时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变化之一即是:随着内迁民族人口和文化重心的转移,汉族封建传统文化对内迁各北方游牧民族影响逐步加深,并最终出现以都城建立与发展为重要标志的从“行国”到“城国”的历史转换。　　 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共六章构成。　　 第一章《绪论》梳理了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和研究现状,交待了选题的学术意义、问题意识、写作目的和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并对于论文中运用的若干学术概念作了明确界定和简单阐释。　　 第二章《匈奴政权的建立与城的出现》阐明匈奴作为第一个建立统一政权的北方游牧民族,随着与中原王朝交流程度的加深,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汉化倾向,并开始出现“城”的雏形。此后,自东汉末期不断内迁的匈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很大变化,先后建立了“汉——前赵”、“大夏”等割据政权。这些政权的都城既有汉族文化影响,又有本民族的特点,由此折射出当时内迁徙匈奴族人逐步汉化的历史进程。　　 第三章《拓拔鲜卑族的内迁及其都城的建立与发展》主要论述拓拔鲜卑迁徙、融合过程中都城的建立与发展情况。魏晋南北朝是鲜卑势力进一步大发展时期。其中建立北魏王朝的拓拔鲜卑播迁范围之广、势力之大、汉化程度之深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其都城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北向南,基本与其迁徙和汉化过程同步发展,并行不悖。在这方面,拓拔鲜卑是入主中原“五胡”中最具代表性的。　　 第四章《契丹族的发展与辽朝五京建制》探讨了契丹族共同体历史发展过程、辽政权的建立及其五京制度的形成。辽朝是以契丹民族作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为实行有效统治,必需将游牧、农耕两个系统的民族,分别放置在不同组织系统之下进行治理,遂在法律、制度等多领域制定出别具特色的二元统治体系,即辽朝虽汲取了汉族王朝国家体制的范例,但是却保存了以往北方游牧民族固有的组织系统,建立了独特的统治体制。辽朝的五京建制,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色,无论对于中国民族史还是中国都城史,都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五章《蒙古民族的兴起与元代都城的发展》主要内容是论述随着蒙古民族的崛起、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其都城建制经历了和林、上都、大都及中都四个阶段,其中以大都、上都地位最为重要,历史也最长。两都巡幸制正式确立后,大都、上都成为元朝长期并存的两大都城。本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蒙元时期的都城尤其是大都和上都的历史情况作一番归纳性的考察,以求大致勾勒出蒙古民族迁徙融合的基本面貌及其都城建立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且着重指出,元代定都北京(大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对以后明、清王朝首都的确立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六章《结论》从三个方面对论题进行总结,即:1、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必然性及南向迁徙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文化变迁与民族融合；2、游牧民族所建都城的位置总起来说随其南迁而不断南移,规模亦逐渐扩大；3、北方游牧民族都城的类型与其内迁及受汉地文明影响程度关系密切。　　 总之,本文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文献为根据,主要运用史实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内迁的动因、民族迁徙与民族发展的关系、北方游牧民族都城建设的各种类型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受汉文化影响与其都城建设的同步性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独立的见解,力求较好地挖掘这一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准确而丰富的史实基础上揭示历史的深层内涵和发展规律。